在英國悠久并為人熟知的歷史中，英國人總是盡力保持遠離歐洲及歐洲內部的纏斗。在 19 世紀中葉，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曾宣稱，由于他的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帝國并掌控了海洋，英國已經“超越了歐洲大陸”。在迪斯雷利發(fā)表上述言論近一個世紀后，英國人仍然把歐洲人和所有的外國人看成麻煩的制造者。正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愛德華.R. 默羅（Edward R. Murrow）所說的那樣，英國人“保持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安逸的傲慢 —一種自以為他們比別人更為優(yōu)越的感覺”。

當阿道夫.希特勒在 20 世紀 30 年代上臺并開始征服歐洲時，英國人只是靜靜地站在一邊。為了和平——他們自己的和平 ，他們對一個接一個國家被德國占領幾乎無動于衷。當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時，他們還積極與德國合作。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在 1938 年 9 月提到那個國家時，表達了其眾多同胞的感受。他抱怨說：“因為那些我們根本不了解的人在一個遙遠國家中的爭吵，我們就必須在這里挖掘壕溝，試戴防毒面具。這是多么可怕， 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在 1940 年 5 月和 6 月那一段混亂的日子里，倫敦人突然發(fā)現(xiàn)倫敦成了事實上的歐洲首都。每隔一天，喬治六世國王（King George Ⅵ）和接替了張伯倫成為首相的溫斯頓.丘吉爾，就要到倫敦的一個火車站去迎接一位國王、一位女王、一位總統(tǒng)或一位總理。他們國家的自由在納粹對歐洲的閃擊戰(zhàn)中被殘暴地奪走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英國首都就成了六個被希特勒占領的歐洲國家的政府和武裝力量的“天堂”。這六個國家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連“自封”為自由法國代表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也逃到了英國。

大多數(shù)流亡領導人最初對離開自己的國家是抵制的，他們對英國的感受和英國對他們的感受是一樣的。他們對英國之前拒絕與希特勒抗爭，拒絕援助他國感到極為不滿！但有其他選擇嗎？新一任首相在這關鍵時刻，激發(fā)了英國的斗志，而她是唯一一個仍然在抵抗德國的國家。各國政府只有結成聯(lián)盟才能團結起來，繼續(xù)戰(zhàn)斗。

丘吉爾對內閣成員和英國政府大部分成員的反對置之不理，對歐洲人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毫無疑問，他的熱情好客出自真心，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對國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占領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之后，希特勒已經將目光投向了英國，英國的未來命懸一線。他們馬上就會充分領受到德國強權的暴虐，不得不依賴他們看不起的那些外國佬——最緊密的盟友，幫助他們在即將到來的絕望掙扎中生存下去。

當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勞德（Stanley Cloud）為撰寫第一本書—《默羅的男孩們》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初期的資料時，我們看了一部關于英國大戰(zhàn)的老電影，其中有一個場面展示了由波蘭飛行員組成的中隊的飛行。在此之前， 我們一直以為只有英國飛行員才會在那場史詩般的戰(zhàn)斗中飛行，我們想發(fā)現(xiàn)更多的史實。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幾十名波蘭人不僅參加了戰(zhàn)斗，而且為贏得勝利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覺得他們的故事不為大多數(shù)美國人所知，所以值得一寫。然而，當挖掘得更深時，我們意識到波蘭人對盟軍勝利的貢獻遠不止飛行員的壯舉。波蘭人以及他們戰(zhàn)時的經歷成了我們共同撰寫的第二本書《事關榮譽》的主題。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又寫了三本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書，全部涉及英國在“二戰(zhàn)”初期為生存而苦斗的方方面面。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溫斯頓.丘吉爾非凡的領導能力和普通英國人在戰(zhàn)斗中表現(xiàn)出來的勇氣之上。同時，我也考察了英國與兩個主要的戰(zhàn)時盟友——美國和蘇聯(lián)的關系。

在探索這些課題時，我有了另外一個發(fā)現(xiàn)：波蘭并不是唯一幫助盟軍的被占領歐洲國家。事實上，逃亡到倫敦的絕大多數(shù)被占領國家的流亡政府都提供了幫助。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那段黑暗的歲月里，這些國家的支持不僅讓英國免遭失敗，并在戰(zhàn)爭后期為盟軍的整體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為什么他們的貢獻會被歷史學家們所忽略，“二戰(zhàn)”的勝利通常會被描繪成純粹是美國、英國和蘇聯(lián)的勝利？真相是丘吉爾必須承擔起被歷史遺漏的大部分責任。在戰(zhàn)爭初期，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弱小的英國與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巨獸（德國）抗爭的英雄形象。他在整個“二戰(zhàn)”期間及其之后不斷地重復這一說法， 他在歐戰(zhàn)勝利日通過廣播電臺向英國人民這樣說道：“在法國大敗之后，我們依靠這個島嶼和我們團結一致的帝國，孤軍奮戰(zhàn)，直到蘇維埃的軍事力量和稍后來的具有壓倒性實力和資源的美國加入了戰(zhàn)爭�！鼻鸺獱柕恼f法忽略了以倫敦為基地的被占領國家仍在戰(zhàn)斗這一事實。沒有他們的幫助，英國人可能會在不列顛之戰(zhàn)和大西洋之戰(zhàn)中失敗，并且可能永遠無法破解德國人復雜的恩尼格瑪密碼，而所有這些都是英國賴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這個豐富并極具人性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大人物”，從君王到科學家到間諜到破壞者。有些人，例如戴高樂，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其他大多數(shù)人并不為人所知。挪威的英雄國王哈康七世（Haakon Ⅶ）和勇敢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就是這本書里的兩名顯赫人物。一名無畏的英國貴族薩�？瞬�爵從法國救出了兩名核物理學家，從而使曼哈頓計劃的實現(xiàn)成為可能。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還有一名波蘭密碼學家馬里安. 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 他遠在艾倫.圖靈（Alan Turing） 和布萊切利公園（Bletchley Park）參與之前就破解了恩尼格瑪密碼。而那位年輕俊秀但意志堅強的比利時人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幫助了數(shù)百名被擊落的英美航空人員通過地下網(wǎng)絡逃出德國人的占領區(qū)，回到了自由世界。

這本書在詳細介紹這些人和其他歐洲人在戰(zhàn)時的故事時，也描述了被占領國家從英國獲得的回報。對被占領的歐洲來說，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就像是一座希望的燈塔，一個能夠抵御絕望的護身符。只要戰(zhàn)爭還在持續(xù)，歐洲人就會每天舉行一個彌足珍貴的夜間儀式：他們會從各種隱藏場所，地板底下、廚房櫥柜中的食物罐頭后面或是煙囪里面，取出暗藏的被德國人禁止的收音機。不管各處情形如何不同，持有這些收音機的人們都會按時將收音機調到 BBC 的頻率，收聽大本鐘的報時聲和那句神奇的開場白“這是倫敦在呼叫”。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歐洲人把秘密收聽 BBC 新聞節(jié)目的那一刻描述為他們連接自由的生命線。一名在戰(zhàn)爭中逃到倫敦的法國人回憶說：“無法解釋我們對于英國廣播公司的依賴。當戰(zhàn)爭開始的時候，那就是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