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20世紀初期和中葉落入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國家經歷過武裝沖突、外國占領、空襲、迫害和集中營，還有不那么廣為人知的殘酷內戰(zhàn)和種族戰(zhàn)爭。這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從挪威位于北極圈內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比利牛斯山脈（Pyrenees），從法國加來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脈（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來是件難事。如果以此為邊界，圈起來的土地上所到之處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數量之眾，足以統(tǒng)治這片土地，但還不足以控制每一個城鎮(zhèn)、村莊和每一片森林。德國人的存在已經無可避免，因此出于種種原因，國家政府、地方機構、本地居民、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團體以及許多個人，都在極力容忍德國人踏足自己的祖國，統(tǒng)治著他們，有的還積極與之合作，有的則會起來反抗。例如，法國的一些大實業(yè)家基本上都在竭力為德國的戰(zhàn)爭行動服務，并從中牟利，但是數百萬的法國年輕人卻很痛恨并抵制被帶到德國去強制勞動。其他人，比如法國的作家、詩人、演員、藝術家和記者就分成兩派了。究竟是被動順從，主動合作，還是奮起抵抗，主要還得看他們做選擇的時機和地點了。后來局勢出現最重大的轉折，與其說是因為本土的進展，不如說是因為19421943年冬天蘇聯在伏爾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戰(zhàn)勝了德國第六集團軍（German Sixth Army）。遙遠的戰(zhàn)事，讓數百萬歐洲人開始懷疑德國是否能贏得這場戰(zhàn)爭，態(tài)度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順從或合作，轉而強力反抗納粹，而且越來越堅定。
在整個歐洲，只有兩大族群沒能在順從、合作或抵抗中進行選擇。其一是波蘭人，德國占領者除了需要他們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務，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猶太人之外，沒給他們任何機會進行政治或軍事上的合作。另一個群體，不用說，就是猶太人，希特勒已經對他們集體宣判死刑了。不過，納粹眼里的第三大敵人俄羅斯人的命運就截然不同了。雖然數百萬俄羅斯人被殺，其中有戰(zhàn)俘，還有的僅僅是無辜的平民，但還有成千上萬俄羅斯人獲準在德國武裝部隊工作，他們也愿意這么做。
歐洲人絕大多數都是屬于被動順從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畫風可就不同了，他們試圖利用德國人的存在為個人或組織的未來保駕護航。他們還借此機會來清除本國的敵人，無論是武裝組織，還是猶太人這樣走投無路的受害者，都會成為他們的目標。
本書想呈現的是，盡管德國的征戰(zhàn)是歐洲政治和社會巨變的根本誘因，但戰(zhàn)爭與德國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歐洲的社會動蕩與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樣，如果從二戰(zhàn)中只看到了德國士兵征服歐洲，認為他們后來被同盟國趕走之后，歐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復正常，那就錯了。也許對于少數幸運的西歐和北歐國家來說，情況的確如此，但在別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國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蘇聯攫取了歐洲大片土地，還有德國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因此，很多國家，至少東歐的那些國家是屢次被占領，不是兩次，而是三番五次。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順從、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選擇。就拿今天的烏克蘭城市利沃夫（Lvív，過去曾用過的名字有倫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羅烏［Lwow］，主要看這座城市掌控在誰的手中）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年）之前，這里的人說自己是奧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約瑟夫陛下的忠實臣民，是很有好處的；同理，19181930年，要說自己是波蘭愛國主義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著他們把熱忱和忠誠奉獻給了蘇聯和約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國納粹又變成生死攸關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對斯大林頂禮膜拜。（利沃夫現在屬于烏克蘭，但是二戰(zhàn)結束時，很多當地居民都已慘遭殺害或是被驅逐出城。事實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蘭人、德國人和猶太人幾乎都走光了，填補空白的是烏克蘭人和從蘇聯偏遠地區(qū)來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時，這里上演著歐洲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種族清洗，我們看到的主要就是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但不限于此。這個最終解決方案試圖讓一個大約900萬人的族群從地球上消失。事實上，到了戰(zhàn)爭尾聲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在希特勒的歐洲存活下來，換句話說，接近三分之二的猶太人被殺害，這背后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原因，一個是德國人及一眾歐洲幫手們要把猶太人趕盡殺絕的冷酷決心，另一個就是同盟國的勝利和一些歐洲人的人道主義沖動。所以，我們會仔細探究德國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體和個人在猶太問題上與德國納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種形式。在那個時期，決定歐洲猶太人命運的復雜游戲背后有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支持或反對納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識形態(tài)只是其中之一。
一個政客，希特勒，加上一個民族，德國人，如何能夠徹頭徹尾地改變一整個大陸的面貌，這一點至今成謎，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一點，德國的力量其實比人們普遍認知中的要有限。拿猶太人為例，如果沒有眾多非德國籍歐洲人的熱衷合作，納粹分子不可能達成最終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沒有眾多非德國籍歐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猶太人的存活也是無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個戰(zhàn)爭中還有一些與德國結盟的國家，比如芬蘭和保加利亞，希特勒的命令在這里完全沒有效力，還有更廣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國占領的俄羅斯中部地區(qū)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區(qū)，這里的武裝游擊隊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國部隊趕出去。
雖然順從或被動順從這樣的字眼在本書中會反復出現，這個詞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統(tǒng)治時期歐洲絕大多數人的行為，至于這個詞的定義，這里卻無須贅言了。很顯然，有些人想在外國占領下過活，想在戰(zhàn)爭中毫發(fā)無傷地活下來，想保持政治中立。他們從內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為這是可能帶來危險的舉動。對很多歐洲人來說（即使不是大多數），合作者都是一群極端狂熱分子，一心想讓你的兒子加入納粹黨衛(wèi)軍（Waffen SS，納粹組織的作戰(zhàn)部隊)，到俄羅斯前線作戰(zhàn)，或是去德國工廠勞動，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熱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襤褸、讓人倒胃口的外國人，做些破壞列車運行的事，想拉你的兒子去森林作戰(zhàn)，到時候，生命隨時會受到威脅，說不定還會被德國人或敵對的游擊隊殺死。
順從的本質和特征變化多端，界限也無定數。如果你在一個為德國生產槍械的工廠努力工作，該如何評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該如何評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順從者了？而你的工程師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對德國的戰(zhàn)備物資生產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又該怎么看？
還有一些人，在德國占領時期繼續(xù)從事他們在和平時期的無害職業(yè)，比如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聲世界的法國歌手、演員莫里斯切瓦力亞（Maurice Chevalier），又該如何評判？除了在巴黎的舞臺上表演，切瓦力亞還常常在德國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國的法國戰(zhàn)俘營，與德國記者交談，為可憐的戰(zhàn)俘歌唱。這等于是給德國做了絕妙的宣傳造勢，結果納粹和法國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亞看作合作者，只不過前者指的是與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與敵人合作。戰(zhàn)后，他被指控叛國罪并受到審判，結果宣判無罪，即便如此，美國和英國仍然拒絕了他的簽證申請。
還有，表現順從也因地而異。比如英吉利海峽群島，19401945年被德國人占領，士兵手腳干凈，無可指摘，在這里順從占領者比較容易。而俄羅斯被占領的地區(qū)，順從起來就比較難，德國人及其盟友常常燒毀村莊，趕走或殺死所有的牲畜，還對人進行掃射。在占領者很少或壓根沒有占領者的地方，適應德國占領也相對容易。只不過，在希特勒的歐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都沒有遇到過一個德國士兵或警察，這種數據至今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版本。
雖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們當中還是有很多人無法逃脫命運這回事。有些人被德國人扣押并殺害，有些人在游擊隊襲擊德國士兵的混亂中被無辜波及而喪命，還有些人被當地的狂熱分子逼迫選邊站，還有些人因為沒有影響力或關系，兩邊都受排擠，得不到救濟，就活活餓死了。
二戰(zhàn)時的歐洲，沒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相對安樂的丹麥生存比在波蘭要容易得多，德國人用溫和的手腕對待丹麥居民，而在波蘭，不夸張地說，沒有誰逃得過占領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領波蘭的德國人和蘇聯人都熱衷于一邊消滅知識分子，一邊殘酷壓榨其他階層。
本書將要呈現的就是戰(zhàn)時五花八門的合作和抵抗形態(tài)。拿合作來說，簡單點的，比如給一名口渴的德國士兵遞上一杯水，升級版的，比如支持蓋世太保（Gestapo）德國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隊手段各異，譴責、追捕、折磨和殺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態(tài)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態(tài)也是花樣上演，包括佩戴愛國主義徽章并藏在翻領下面，以及參加游擊隊去殊死搏斗，這也是成千上萬南斯拉夫人、波蘭人和蘇聯人的真實寫照。但還有很多問題至今無解。比如我們該如何評判黑市？黑市雖然削弱了德國人對當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時也奪走了窮苦人家的生活物資。面包師要求加薪的一場罷工算不算抵抗行為？說起來，這種罷工對同胞的傷害其實超過了德國人，因為市面上僅有的面包都歸了德國人。接下來我們會發(fā)現，以上所述不過是一團亂麻的線頭而已。穿著藍色制服的波蘭警察算合作者還是抵抗者？工作日，他們追捕藏匿的猶太人，交給德國警察，但到了周末，他們就和反納粹的同伴見面，商議著要去炸掉一列德國軍用火車。匈牙利的礦工又該如何評判？
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屬于匈牙利國家社會主義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發(fā)起針對猶太人礦主的大罷工，要求加薪。他們這一舉動間接妨礙了匈牙利重工業(yè)工廠為德國人生產武器，而工廠老板是猶太人。罷工是由匈牙利納粹頭子主導的，但最終應德國政府要求，被匈牙利軍隊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時機很關鍵，前線戰(zhàn)局的變化讓合作者轉為抵抗者，不過也有很多人其實是身兼兩職。畢竟，如果你想在諾曼底登陸（Normandy invasion）的時候對德國交通運輸系統(tǒng)造成大型破壞，你得是一個深得德國人信任的法國鐵路高層員工。
以上這些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意味著歐洲沒有真正的反納粹斗士，漫長的戰(zhàn)爭中，還是有人自始至終都以命相搏，為自由、民主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而戰(zhàn)。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從未動搖過。到了戰(zhàn)爭末期，1945年4月，納粹黨衛(wèi)軍中成千上萬斯堪的納維亞、比利時和法國的年輕志愿軍為了守住柏林的總理府地堡入口而殞命。
至此，有一點應該已經明了，我們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恰當定義合作與抵抗，還有，某些特定群體和個人應該劃歸到哪個范疇下。還有一點，西歐和南歐這片土地，與東歐和東南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地域差異。盡管德國納粹黨衛(wèi)軍在法國和意大利犯下殘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納粹斗士的挑釁之下發(fā)生的�？偟膩碚f，比起在東歐和巴爾干半島的滔天罪行，德國在西歐的戰(zhàn)爭罪行相對克制。在波蘭、巴爾干國家、蘇聯淪陷地區(qū)、希臘和南斯拉夫，大量游擊隊的挑釁激起了德國人的憤怒。在這些國家，納粹黨衛(wèi)軍和德國軍隊，也稱國防軍（Wehrmacht），殺人有時是為了找樂子，或是改變當地的種族結構。歐洲大陸似乎上演著兩種戰(zhàn)爭：西邊是一場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而東邊，是大規(guī)模的德國殖民和針對猶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國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種族十字軍東征。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西邊的戰(zhàn)爭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東邊的戰(zhàn)爭雖然開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卻仍在延續(xù)，主要是反對蘇聯征服者的武裝斗爭和東歐人內部的血腥沖突。比如，在波蘭，最后的反共產主義武裝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顯著的是，二戰(zhàn)在東邊留下的最持久的負面影響是種族清洗，而在西歐，除了德國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幫助下實施的猶太人大屠殺外，沒有發(fā)生什么種族清洗。
在二戰(zhàn)中，有些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德國軍隊和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探討在這些國家的合作、抵抗和報復問題。這些國家就包括捷克（當時叫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現在叫捷克共和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巴爾干國家和蘇聯部分淪陷地區(qū)。但二戰(zhàn)時的歐洲不止有納粹德國和德軍占領的國家，還有一大幫政治獨立的德國盟友：芬蘭（嚴格來說，只能算參戰(zhàn)友國，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所有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元首、部長、外交、軍隊、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門。（一些淪陷的國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納，成為其盟友，但不過是白費力氣，首當其沖的就是法國傀儡政府。）
在那些與德國聯合或結盟的國家里，個人在反納粹群體里都面臨著兩難的境地，不過他們糾結的并不是應不應該服從德國人，而是應不應該服從自己的政府，德國人畢竟山高皇帝遠。確實，這些政府表面上與德國達成口頭的結盟，但他們對納粹的忠誠值得懷疑。事實上，無論今天大量的史書和電視節(jié)目怎么描述，這些盟國政府里沒有一個是希特勒的傀儡。每個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追隨德國的領導，或者追隨到什么程度。當他們拒絕德國人的要求時，德國人往往也無能為力。
這就意味著，在這些與德國結盟的國家里，個人或組織如果遵從政府的指令，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的結果，或推動或損害德國的事業(yè)，關鍵還是要看地點、時間和當時的政治和軍事環(huán)境了。難怪在戰(zhàn)后審判中，這些國家被罷免的領導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敵罪，而是叛國罪。
在戰(zhàn)時歐洲還有第三類國家，也就是少數中立國，它們與納粹德國的關系也因時間、地點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諷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體系與意大利和德國的頗為相似，但這兩個國家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卻采取高度謹慎的政策。另一邊，民主的瑞士和瑞典與納粹勢力地緣相接，這兩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支持德國的軍工業(yè)，至少在戰(zhàn)爭頭幾年是如此。不僅如此，與德國合作給這些國家?guī)�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
這些事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引人入勝，就是因為二戰(zhàn)期間合作與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給德國占領的國家?guī)�來巨大的毀滅，但至少也讓其中一些國家實現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戰(zhàn)期間，自愿參與到沖突中的民眾數量節(jié)節(jié)攀升，這是因為二戰(zhàn)不同于一戰(zhàn)，這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的沖撞，兩邊陣營都有信念無比堅定的政治斗士。結果，當戰(zhàn)爭結束，要開始清算的時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肅清行動席卷歐洲，數百萬人成為報復的對象，還有數百萬人成了報復的牽頭人和執(zhí)行者。據我估計，二戰(zhàn)之后，每20個成年男子中就有1個因叛國罪、戰(zhàn)爭罪或通敵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調查，實際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進行審訊和判決。有意思的是，這里面不少人因為戰(zhàn)時的行為受到譴責，卻也因為英雄主義的抵抗運動受到贊揚，甚至有時還被授勛。比如法國的勒內布斯凱（René Bousquet），戰(zhàn)時忠誠地與德國合作，殘忍迫害猶太人，令人發(fā)指，戰(zhàn)后被判五年的國家之恥罪（dégradation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個法庭宣告無罪，理由是他持續(xù)參與到反對占領者的抵抗運動。二戰(zhàn)后的法國政府還原諒了與德國納粹合作的警察局長莫里斯帕龐（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級別，但是，1998年，一個法國法庭判處帕龐長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間犯下了戰(zhàn)爭罪行。
再來說說匈牙利王國攝政（國王之位空缺）、海軍上將霍爾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戰(zhàn)期間，對于德國在匈牙利的影響力，他有時助紂為虐，有時從中阻攔，至于倒向哪邊，就要看他如何判斷戰(zhàn)爭形勢和可能的結果，以及他那些親近的幕僚中誰在他跟前說得上話。同樣，對于本國的猶太人，霍爾蒂迫害過，也保護過，至于采取何種態(tài)度，就要看當時軍事行動的風向和他治下那些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終，他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監(jiān)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
戰(zhàn)后有多少國家元首、總理、內閣成員、軍事高層、知識分子甚至詩人和演員在法庭受審，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絞刑，說出來實在令人瞠目結舌。實際上，一系列的肅清行動早已在戰(zhàn)時就開始了。當時，在一些德占國家，在德國許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國的官員和政客罔顧德國威脅，沒有采取防御措施。報復行動延續(xù)到戰(zhàn)后，而在西方盟國或蘇聯的庇護下，規(guī)模更是上了一個臺階。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南斯拉夫，他們誓要根除戰(zhàn)前的舊制度殘余，舊制度下的通敵者和抵抗者都被視為腐敗和失職的。他們希望，審判能給他們帶來一個更有社會良知的政府，多點誠信，少點腐敗。
即使在戰(zhàn)爭肆虐的時候，通敵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統(tǒng)一的歐洲這個概念，至于由誰來領導，納粹德國也好，美英也罷，就另當別論了�？偟膩碚f，這一概念只是沒有傳到蘇聯人和共產黨的耳朵里，他們覺得美國人會利用統(tǒng)一的歐洲來對付自己。如此說來，二戰(zhàn)后的很多高見和問題其實在戰(zhàn)時就已浮現，并有人在著手處理。諷刺的是，戰(zhàn)爭時期政治斗士設想的新歐洲最終得以創(chuàng)建，其背后的功臣與其說是戰(zhàn)時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說是更為現實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已經被殺，而且通常都被認定為烏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戰(zhàn)時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諾。
在整本書中，我們會一再地直接和間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歐洲人希望在戰(zhàn)后擁有一個什么樣的歐洲？我們會發(fā)現，他們就很多問題都沒有達成共識：比如未來歐洲在世界的角色，歐洲大陸可能的統(tǒng)一，必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屬性等等。不過，有一點，數百萬歐洲人都毫無異議，只是東歐人比西歐人更堅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國的異己分子，包括外國占領者、移民、難民或本國的少數族裔，尤其是猶太人。盡管他們不認同納粹的手段，但還是有大量歐洲人都認同納粹清除歐洲猶太人的計劃，就連西歐也未能免俗。簡而言之，如果說有那么一個重要的歐洲計劃存在，這個計劃就是種族清洗。
不得不說，相對于西歐、北歐和南歐，東歐和東南歐更為迫切地想要實施種族清洗。原因很簡單，西歐和北歐在早先幾個世紀就已經通過義務教育、強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種族清洗，必要時還會強力執(zhí)行，而東部的種族凈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國滅亡之際方才開始。不過，在兩次戰(zhàn)爭之間以及二戰(zhàn)期間，仇外情緒在歐洲舊大陸蔚然成風。
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無論在哪里，個人都要面臨效忠誰的艱難選擇，只是具體的困境也因國別有著天壤之別。在丹麥，每一個政府機構，上至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國侵略中幸存下來，人們不得不捫心自問，是繼續(xù)效忠傀儡政府，還是應該參加一些抵抗運動，到底哪種選擇符合祖國的利益，并有利于維護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臺，國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轉投同盟國陣營，德軍占領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個新的法西斯共和國。
當所有的政府機構都分崩離析，意大利人不得不問自己，該向誰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國王，還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擊隊戰(zhàn)士？游擊隊里分為不同陣營，包括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時，占領了意大利大部分領土的德國部隊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監(jiān)禁或處決，沒有半點遲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蘭和其他同盟國軍隊正奮力將意大利從德國的枷鎖中解救出來，對意大利城市和地標一頓狂轟濫炸。與丹麥人不同，二戰(zhàn)期間的意大利人經歷了一場嚴峻的社會和國家危機。
對于合作、順從、抵抗和報復這四個相關主題，學界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研究。關于合作與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從這四個主題中挑一個出來就特定國家展開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優(yōu)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國、丹麥、挪威和低地國家為對象的作品。另外還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國家的合作卻鮮少出現在學界的作品當中，而以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這類地方的合作為主題的作品壓根兒不存在。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填補史料的空白，同時幫助大家認識到，二戰(zhàn)時哪些行為是合作、抵抗和報復。當然，這一系列盤根錯節(jié)的事件不僅對歐洲、也對我們今天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