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請戰(zhàn)不成，備感失望，而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的發(fā)生，更激起他的無比憤怒。11月22日，在日本侵略者施加的強大壓力下，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奉蔣介石的命令，命令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全國救國聯合會的七位著名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七人。這是蔣公開鎮(zhèn)壓抗日救亡運動的倒行逆施之舉。愛國者有罪！蔣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國人民，各界人士譴責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七位愛國領袖。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道路，與救國會領導人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張學良認為救國會領袖與自己主張相同，意見一致，愛國無罪，因此格外關注這一事件。

　　為此，張學良于11月23日親自駕機飛抵洛陽，晉見蔣介石，一是請求蔣批準東北軍改編方案，二是要求將東北軍開赴綏遠抗日，三是當面請求釋放被捕的“七君子”。在離開西安前，張學良對親信謀士黎天才說：“他如果仍然那樣蔑視我的意見，對發(fā)動抗戰(zhàn)毫無誠意，我將要考慮自己的問題。”到洛陽后，張學良首先交上東北軍改編方案，同時口頭要求率領東北軍赴綏遠抗日。

　　對此，蔣答復說：“日本無意擴大綏東沖突，現在應該集中力量剿共。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zhàn)。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睆垖W良說：“東北軍的士氣，打日本可以，打內戰(zhàn)，難。除非委員長去訓話，安慰和鼓勵他們一番。”蔣說：“我可以去臨潼每天請一桌客，借此機會和東北將領談話�！碑敃r蔣的自信心很強，認為憑借老調重彈，可以統(tǒng)一軍心。最后，張學良要求蔣介石釋放救國會“七君子”，同時說明只有堅決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才可稱得上是中國的領袖，才能代表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族之靈魂。蔣介石斷然拒絕，張學良憤怒地質問道：“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qū)別？”蔣介石一聽，大發(fā)雷霆，指著張學良說：“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除了到西北，除了你張漢聊，沒有人敢這樣對我講話，沒有人敢這樣批評我。我是委員長，我沒有錯，我就是中國，中國沒有我不成！”兩人再次不歡而散，矛盾開始尖銳和表面化。當時，蔣介石已意識到“東北軍之軍心，為察綏戰(zhàn)事而動搖；則剿共之舉，幾將功虧一簣”。

　　加之蔣的調兵遣將工作也已經接近完成，于是，蔣介石決定趁熱打鐵，再次前往西安，親自坐鎮(zhèn)指揮，加緊實施“圍剿”陜甘寧蘇區(qū)計劃。蔣介石從洛陽動身前往西安之前，曾多次召集陳誠、蔣鼎文、衛(wèi)立煌、錢大鈞、萬耀煌等高級將領開會或個別秘密談話，軍政部次長陳誠建議將東北軍調出潼關，調往河南、安徽等地駐扎，同時將豫鄂皖綏靖主任公署改為委員長開封行營，以張學良為行營主任，以“作曲突徙薪之計”。陳誠還建議蔣介石最好留在洛陽不要動，或者干脆進駐國民黨中央軍控制下的甘肅平涼，西安絕對不能再去。當時在場的陳布雷、賀耀組、何廉等人也一致表示贊同陳誠的意見。但蔣卻認為非自己去西安不可，否則不可能解決西北問題。他說：“我不去，能行嗎？我去，總比別人去妥當些，可以向西安部隊講講抗日和安內的道理。要抗日，一定先要安內。

　　要安內，必須剿滅共產黨。如果聯共抗日，共軍兵力不多，主要靠我們去抗日，我們的實力就大大被消耗，這就實際上支援了共產黨。所以我們不能上共產黨的當。我相信，向東北軍、十七路軍講講這些問題，他們是會醒悟過來的�！碑斎�，蔣介石之所以這樣自信，與前不久不發(fā)一槍就平息了兩廣陳濟棠、李宗仁發(fā)動的反蔣事變有關。西南問題比較容易得到解決，蔣有些得意忘形，認為西北問題總不會比西南問題更難解決。他很自信地對身邊的人員說：“我相信我的威望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