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邊疆治理的論著與理念源遠流長，自清代以降，飽學之士和封疆大吏論踐其道，諸如魏源、林則徐、左宗棠等，探究其理，足行其意，逐步使邊疆治理的研究從邊緣邁入學術主流，構(gòu)成了以邊政史學爲內(nèi)容泱泱大觀的學術社會背景和敘述時空，成之爲邊疆治理的“形而上”的“道”之所指和“形而下”的“器”之所托。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作爲奏摺，是邊疆治理地方實踐的原始記載，焠取了新疆巡撫執(zhí)政理念的精華，是難得的邊政學正史文獻。然因檔案考據(jù)受限，從文獻學視角進行勘正和校注尤爲困難。本書作者心寄清代文獻尤其是邊疆文獻的濃厚興趣，苦心孤詣，爬梳剔抉成《陶模奏議遺稿補證》一書。縱觀其書，史事校注源本清晰，既力爭“窮竭已有”，又努力做到“校計毫釐”，使之貼切吻合。對於一些語焉不詳之處，予以填充斧正，明辨歧誤，使之客觀明了。對於一些難以理解的內(nèi)容，輔之背景，修潤文字，舉撮機要，使其錦上添花。整本書內(nèi)容涉獵廣，點校精，史料全，價值高，值得推薦，值得出版。
　　杜宏春是我較早認識的學生，他能坐得住冷板凳，讀得下大部頭，一直筆耕不輟。但文獻學的探索，猶如音樂學習之中的美聲唱法，須每日苦練，倍加勤勉，方可博取其中之奧妙。願作者的研究更進一步，盼讀更佳之作。
　　陳理
　　甲午年冬月於北京
　　序二
　　臨近期末，突然接到宏春兄聯(lián)繫，執(zhí)意邀請爲其即將出版的新著《陶模奏議遺稿補證》撰寫序言，其理由有三：其一，我瞭解宏春兄；其二，我兩同庚；其三，我在新疆工作時間長，瞭解新疆社會科學發(fā)展情況。說實話，對於古代文獻，尤其是清代有關新疆的文獻資料我是一竅不通，隔行如隔山，幾次推脫都未能如願，只好勉爲其難，爲宏春兄的新著說幾句。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要強調(diào)一種義氣或情感，往往會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言下之意是同生不易，而同死則易。非常巧的是我和宏春兄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如此機緣巧合也使
　　我進一步增強了對宏春兄的關注和瞭解。不過對宏春兄的真正瞭解還是在他讀完博士回來執(zhí)教以後，在談及他所開展的研究工作方面，提出了對於新疆文獻資料方面的整理的構(gòu)想，並且將自己多年來收集資料的情況也告訴了我。當時我聽完後暗暗佩服宏春兄的計畫，並且也相信他有這個能力完成計畫。果不其然，僅僅過了不到兩年，宏春兄就完成了創(chuàng)作計畫的部分內(nèi)容，令人欽佩。
　　在中國文史學界，文獻整理和研究是件極其枯燥和繁瑣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按照現(xiàn)在一些人的觀點，從事這種研究得不償失，既不得利，也很難得名。而宏春兄卻克服了重重困難，憑藉一種毅力，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文獻整理工作�！短漳Ｗ嘧h遺稿補證》是首次對陶模奏稿進行全面搜集、整理與研究。採用宮中檔還原奏稿的原始面貌，使文獻具有權(quán)威性，並運用檔案、史志等文獻對奏稿進行梳理和補證，使內(nèi)容更加豐富、翔實精當，從而提高古籍整理與研究的水準。
　　《陶模奏議遺稿補證》選題與取材具有相當?shù)拈_拓性與原創(chuàng)性。以民國十三年蘭州宣德堂鉛印本爲底本進行�？迸c補證，對大量豐富的珍藏檔案、奏摺、疏稿進行整理與研究，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提倡的研究領域，具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間。其涉及晚清新疆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民族、民生、地方治安以及宗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於瞭解和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作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彌補了正史文獻之不足，對於研究清末新疆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社會階層的變動，有著不可或缺的史料價值。該書運用歷史學、文獻學理論進行整理和研究，以兩岸故宮之原始檔案，採用對校、補證及考訂方法，對原稿208件折奏逐條逐字核查；增補其它版本或館藏奏摺；參考其它函電、書劄，補充有關人物及事蹟方面的材料，對錯名漏字處�？毖a正。力爭資料翔實，體例嚴謹，爲清史研究者和邊疆史研究者提供一部內(nèi)容可靠、完備的研究文本。
　　無疑，《陶模奏議遺稿補證》的出版，作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彌補了正史文獻之不足，對於研究清末新疆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社會階層的變動，有著不可或缺的史料價值。
　　王立昌
　　甲午年孟冬於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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