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古代世界
　　古希臘（前480—前325）是我在本書論述的首個歷史案例，旨在說明精神的力量及其在政治、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中的核心作用。古希臘算是“簡單”案例，因為希臘人與當代學者將古希臘視為一個精英以榮譽為重要價值觀（甚至是最重要的價值觀）的社會。對于上述引自亞里士多德的詞句所表達的信念，公元前5世紀—前4世紀的希臘貴族并無多少異議，而其他希臘城邦的公民也會表示贊同。雖然古希臘是一個“簡單”案例，但它是一種理論產(chǎn)物，因為它與荷馬式的理想榮譽社會之間存在許多區(qū)別。這些區(qū)別及其引發(fā)的復雜性，有助于深入洞悉榮譽社會、緊張態(tài)勢以及精神與其他動機之間互動的本質。
　　城邦形成于希臘的古風時代（前750—前480），當時希臘人已經(jīng)具有共同的認同感。至公元前5世紀，民主已發(fā)展成一種強有力的政治運動。公元前490年與公元前480—前479年兩次擊敗波斯入侵，預示著古希臘在政治、藝術、文學、歷史和哲學方面的創(chuàng)新和成就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希臘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城邦及其獨立性，當希臘城邦從屬于馬其頓，而后又臣服于羅馬時，古希臘時代亦隨之告終。假如我們需要界定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么這一時刻應該是公元前338年秋，當時馬其頓腓力二世率領軍隊在克羅尼亞戰(zhàn)役決定性地擊敗了希臘聯(lián)軍。
　　城邦鼓勵公民彼此視為一個大家庭的成員，旨在突出他們?yōu)榱顺前畹膫ゴ笫聵I(yè)以及榮譽之爭而付出的努力。公民在某種程度與城邦相融合，而這種發(fā)展表現(xiàn)為古希臘的重裝步兵作戰(zhàn)。作為較大作戰(zhàn)單位的一部分，士兵以密集隊形作戰(zhàn)，而戰(zhàn)場上的卓越表現(xiàn)則屬于作戰(zhàn)單位和城邦。大約在公元前670年，古希臘的步兵方陣最先出現(xiàn)于阿戈斯，并在公元前5世紀初在作戰(zhàn)時居于中心地位。據(jù)當時繪畫的描述，古希臘已不再將弓箭手部署于重甲步兵的側翼，而重甲步兵也不再配備標槍。大約同一時期，許多希臘城邦的墓志變得更為相同，這也是個人融入社會的另一個標志。但在公元前5世紀20年代，隨著雅典失去獨立，希臘城邦的墓志再度呈現(xiàn)出差異。古希臘代表了公民結社的最高潮，直到羅馬共和國才得以重現(xiàn)。
　　古希臘時代之后是希臘化時代（前323—前30），這一時期始于亞歷山大一世的征服（前338—前323）以及希臘文化與政治影響在地中海流域和舊時波斯帝國疆域的傳播。亞歷山大一世去世后，在希臘和中東存在著三個王國。第四個王國以帕加馬為根據(jù)地，形成于公元前3世紀。在第一次與第二次馬其頓戰(zhàn)爭（前215—前213、前200—前197）中，羅馬逐漸成為馬其頓與希臘的有力競爭者。在公元前31年的亞克興戰(zhàn)役之后的400年中，希臘與希臘以東地區(qū)被并入了羅馬帝國的版圖。
　　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集中于希臘歷史中有限且關鍵的一部分。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可以獲得的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在公元前5世紀變得豐富起來，167其中既有歷史記錄，又有同時代的文本。此外，公元前5世紀還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文化、政治活力，其中涵蓋了民主的形成、雅典帝國的成長、迅速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貿(mào)易傳播、希臘與波斯乃至希臘社會內(nèi)部的毀滅性戰(zhàn)爭、“原始的啟蒙運動”，以及這些發(fā)展在西方公認的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劇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著作中的反映。希臘文化經(jīng)歷了一種明顯的演變，欲望日益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動機。畏懼也趨于凸顯，尤其是在波斯入侵與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前431—前404）期間。古希臘時代讓我們有機會研究一種基于榮譽的社會，其中榮譽的首要地位還受到過挑戰(zhàn)。
　　我將分析拓展至希臘化時代與羅馬時代。這兩個社會為榮譽文化提供了值得關注的變化，我描述了其中部分明顯特征，并將其與古希臘進行比較。此外，我還將羅馬共和國的初期和中期、羅馬共和國晚期與羅馬帝國之間進行了有趣的比較。
　　古希臘
　　希臘人自認為延續(xù)了荷馬與其他劇作家描繪的青銅時代英雄的文化，或者自認為是英雄的后裔。有教養(yǎng)者的標志是能夠背誦《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段落，還有人已將這兩部史詩熟記于心。據(jù)蘇格拉底的看法，希臘人吸收了荷馬的價值觀，認為自己的生活也應該模仿荷馬史詩中的人物與價值觀。這在希臘的軍務中表現(xiàn)得尤為確切，假如一位史詩吟誦者能夠精湛地吟誦荷馬史詩，便可以憑借其吟游詩人的學識獲得將軍之職。荷馬與古希臘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兑晾麃喬亍吩诠畔ＥD教育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因為《伊利亞特》展示了令希臘人欽佩的價值觀和行為。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的城邦由黑海沿岸延伸至西西里島的殖民地，這些疆域是今日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領土的一部分。
　　榮譽之爭
　　荷馬的觀念如同母乳一般滋養(yǎng)希臘人，不過斯巴達人卻未曾享受過如此豐富的滋養(yǎng)，他們對于往昔及其價值觀的尊敬受到城邦的積極鼓勵。正如修昔底德借科林斯人之口急切指出的那樣，斯巴達的風俗無疑是遵循古風且一成不變的。斯巴達公民拒絕貨幣經(jīng)濟與物質財富，斯巴達的公民禁止參與商業(yè)或成為工匠。斯巴達人都是職業(yè)軍人，而他們對人作出評價的標準是英勇、勇氣、榮譽及其他個人屬性（例如智慧和自制）。當斯巴達人奔赴戰(zhàn)場時，他們的母親會對自己的兒子叮囑：“帶著你的盾回來，或者安眠其上�！彼拱瓦_對內(nèi)部競爭的鼓勵達到了罕有的極致。斯巴達公民在孩提時期所受的教育就是彼此競爭，這是為了能有資格在戰(zhàn)斗中護衛(wèi)國王并抵御周遭的混亂與騎兵襲擊。當他們年事已高，則會爭取成為斯巴達元老院（即長老會議）的成員。
　　雅典是希臘最為商業(yè)化和民主的城邦，榮譽也是其核心價值。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人將榮譽視為實現(xiàn)并維護雅典帝國的動機之一。依據(jù)色諾芬的觀點，“雅典人不僅在唱歌、身高或力量方面勝過他人，其對于榮譽的熱愛也勝人一籌，這正是榮譽和名望之舉最為強烈的動機”。與荷馬描寫的青銅時代相比，榮譽已被哲學家（例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劇作家廣泛地理論化�！抖砣鹚惯�斯》、《菲羅克忒忒斯》、《伊萊克特拉》和《安提戈涅》探究了對榮譽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榮譽的堅定信念所引發(fā)的沖突�！栋０⑺埂�、《七雄攻底比斯》、《俄狄浦斯王》探究了無限制競爭帶來的破壞性后果。榮譽無疑是古希臘社會的主導價值觀。亞里士多德將榮譽描述為“最好的身外之物”。色諾芬認為，榮譽是人類的一種決定性特征，榮譽令人愿意“承擔能夠想見的風險并面對所有可以想象的危險”。
　　欲望
　　依據(jù)我們對一個以榮譽為導向的社會的預期，欲望在古希臘并未被認同。品達（約前518—前438）曾告誡說，貨幣交換可能會把繆斯女神變成妓女，因為貨幣交換會將繆斯置于個人關系之外。貴族對于商業(yè)乃至從中牟利的出身寒微者的輕蔑，預示著貴族日益增長的不安全感。到公元前5世紀中期，古希臘的集市（每天店主和商人都在集市做生意）已經(jīng)成為一個帶有蔑視含義的一般術語。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紀的著述均從哲學角度反對貨幣經(jīng)濟。財富使人有閑暇參與政治，獲取榮譽，尋求智慧，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假如獲取財富的欲望變得沒有限度和自我強化，那么上述這些愿景便不會實現(xiàn)。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中，他以蘇格拉底之口提倡一種基于面包、食鹽、橄欖、乳酪、洋蔥和酒的主要為素食的簡單飲食，其依據(jù)是，過于精致的膳食必然慫恿人的征服欲。關于紅胸鸻，據(jù)蘇格拉底的比喻，這種鳥必須不停地進食。柏拉圖的《法律篇》象征著保守派對原始的現(xiàn)代性作出回應的知識高潮。它將克里特島的一個農(nóng)村共同體設想成最具希臘傳統(tǒng)的一部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古斯巴達為榜樣，即私有財產(chǎn)受到調(diào)控和限制，金錢、產(chǎn)業(yè)、商業(yè)或對外聯(lián)系均被禁止。
　　無風不起浪，公元前5世紀末至公元前4世紀，希臘對于欲望的斷然批判預示著欲望已經(jīng)變得相當重要。在荷馬時代的希臘，即使加以高度的規(guī)范，人們對性欲并不避諱。未婚女子需要保持純潔，一旦結婚就要遵循一夫一妻制。希臘人可以與自己的妻子及妓女、男妓發(fā)生關系。當時，與年輕的男寵性交并未被官方禁止，似乎已成為一種慣例。為了與希臘人在總體上對榮譽和男子氣概強調(diào)的一致，他們將這種性關系劃入角色的范疇，而不是性別偏好。其中，“愛者”指居于主導且主動施與的性伙伴。那些服從、被動且接受施與的男性（或女性）則被描述為“被愛者”。對于希臘人而言，要獲得并捍衛(wèi)陽剛之氣需要將主動、積極和自制的行為結合起來。
　　其他希臘人的欲望在于食物和酒。雅典人對海鮮十分青睞，特別是鰻魚。海鮮價格不菲，鰻魚和金槍魚更是奢侈。酒混合著水，偶爾加入其他成分，是希臘人最為尋常的飲料，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已通過海運進行大規(guī)模的酒類貿(mào)易。特定地區(qū)的酒為人所稱贊，其價格也相應地提高。富裕的希臘公民會參加交際酒會，他們在酒會上飲酒、交談并接受藝伎的款待。在希臘公民獲取金錢的諸多動機中，對于美酒和佳肴的渴望是其中之一。
　　競爭
　　古希臘是一個極富競爭的社會。個人與城邦都在爭奪名望和榮譽。盡管像《伊利亞特》描述的那樣，希臘人最初將體育競技的勝利視為獲取榮譽的一種備選方式，但他們依然將戰(zhàn)場上的英勇和勝利作為獲取榮譽的主要手段。創(chuàng)立于公元前776年的奧運會，雖然競爭者不限于貴族后裔，但是競爭者實際上需要足夠的空閑時間和財力用以往返比賽，除非他們擁有贊助者。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之后，出身下層社會的運動員開始大量參加奧運會。憑借對勝利紀念物的控制，貴族階級試圖使體育競賽的詮釋有利于貴族的價值觀及其捍衛(wèi)權力的舉措。貴族階級排斥任何與訓練或參與競賽有關的下層人士，例如出身社會底層的賽馬騎士。
　　當時的奧運會尚無團體競賽，依據(jù)古希臘的戰(zhàn)爭理想，競爭通常是一對一的對抗，總是“勝者獲得一切”，至于第二名或第三名則沒有獎品。
　　傳統(tǒng)的希臘意識形態(tài)依據(jù)公民對防衛(wèi)城邦作出的貢獻，確認其政治權威。參加步兵作戰(zhàn)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錢人的特權，尤其是在重裝步兵方陣出現(xiàn)之后。隨著其他作戰(zhàn)方式的出現(xiàn)——例如騎兵、輕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騎兵——除了騎兵之外都需要運用技能，而這是以不太富有的人、非公民與傭兵為主的領域。在戰(zhàn)場上，非重裝步兵的作戰(zhàn)方式時常發(fā)揮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但希臘人并不愿承認或者加以記述，因為這種現(xiàn)實與希臘人對戰(zhàn)爭的文化定義（即全副武裝的精英面對面地作戰(zhàn)）不一致。重裝步兵作戰(zhàn)的合理性與《伊利亞特》有關，盡管其與荷馬描述的重裝步兵作戰(zhàn)存在鮮明的區(qū)別。有關重裝步兵作戰(zhàn)，可以在公元前5世紀花瓶的圖案上看到，這些圖案使人浮想起貌似荷馬史詩中英雄的全身披掛的重裝步兵。荷馬對于青銅時代戰(zhàn)爭的敘述很有可能與所謂黑暗時代的戰(zhàn)爭幾乎沒有關聯(lián)。重要的是后人眼中希臘人是如何戰(zhàn)斗的，后人如何同化荷馬的價值觀并效法荷馬式的英雄，甚至為此擅自對荷馬的文本進行很大的改動。古代英雄受人崇敬并被期許擁有巨大的力量，特別是治愈和庇護的能力。赫拉克勒斯在希臘有許多的神廟。在馬拉松戰(zhàn)役前，雅典的重裝步兵曾駐扎在兩座赫拉克勒斯神廟中。在馬拉松戰(zhàn)役勝利之后的歲月中，紀念赫拉克勒斯的節(jié)慶在馬拉松的地位愈發(fā)凸顯，這無疑是希望借此使赫拉克勒斯協(xié)助保衛(wèi)雅典。
　　傳統(tǒng)的重裝步兵的全副盔甲包括盾牌、頭盔、護胸甲、脛甲（保護小腿的板甲）、劍、矛和短袖束腰外衣，成本約為75—100德克拉馬，這大約是一名熟練工3個月的工資。重裝步兵的盔甲由經(jīng)過錘擊的精致銅片組成，其防護度略高于更便宜、穿著更為舒適的皮革盔甲。重裝步兵的盔甲主要是一種地位象征，也相當有效地將戰(zhàn)場限定為富有階級專屬的獲取榮譽之地。在雅典，許多貧困的公民（其中部分公民沒有土地）、居民或來自其他城邦的居民，在雅典的艦隊、造船廠或船具業(yè)謀生，這對雅典的安全及其帝國擴張至關重要。在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戰(zhàn)役中，172雅典海軍及其盟友決定性地擊敗了波斯艦隊。在此役之后，無法負擔重裝步兵裝備費用的公民憑借其對海軍艦隊的貢獻，強烈要求參與雅典的國事。
　　公元前5世紀，特別是在雅典，其他形式的“卓越”得到了認可。憑借演說技巧就能獲得榮譽和地位，在戲劇節(jié)獲得戲劇獎也是如此。當財富的自愿使用有益于城邦時，比如為城邦認購三列槳船，或者資助酒神節(jié)演出的戲劇創(chuàng)作，財富能夠換取榮譽。至公元前5世紀末，卓越的含義經(jīng)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最初是荷馬時代的戰(zhàn)斗技能，而后演變?yōu)槿魏渭寄�、最后指美德。修昔底德運用了這三層意思，而伯里克利在陣亡者葬禮上發(fā)表的悼詞中引入了第四層含義，即國家對其盟友的寬宏所帶來的聲譽。貴族的卓越概念在雙重意義上得以擴展：擴展至軍事作戰(zhàn)之外的其他活動，由個人擴展至城邦。公元前5世紀希臘文化（尤其是雅典文化）最引人關注的特點之一，即卓越如何被非貴族階級的成員接納為一種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這歸因于卓越已延伸至非貴族階級有望實現(xiàn)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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