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的世界(套裝共3冊)》主要內容包括:《法律史的世界(上冊)》、《法律史的世界(中冊)》和《法律史的世界(下冊)》。《法律史的世界(套裝共3冊)》集收錄了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yè)自2001年起招收的180位博士的論文(實際收錄論文174篇)。上卷收錄法學理論篇和公法篇;中卷收錄私法篇和司法篇;下卷收錄法律文化篇和法史人物、學術思想篇。這些論文圍繞中外歷史上有關法律史的基本問題,從不同視角表達了獨到而精辟的見解,具有較強學術價值。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是專門的法律史教學和研究機構。中心以華東政法大學國家級重點學科——法律史學科為依托,整合各方科研力量而設立。目前中心共有專職研究人員21名,其中博士生導師5名,教授6名,副教授6名,講師9名;另有校外兼職人員8名,校內兼職人員15名。中心為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及秘書處所在單位、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會長及秘書處所在單位。中心下設國際法律與比較法研究所、羅馬法與歐洲法研究所、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所、韓國法研究所、日本法研究所以及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另設中心辦公室、法律史文獻基地、客座教授辦公室、網(wǎng)站管理中心等機構。
中心科研實力雄厚,成果豐碩。已出版?zhèn)人專著、主編、參編著(譯)作百余部,其成員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權威期刊發(fā)表論文近20篇,并主持國家級、省部級、市級重點課題多項。中心現(xiàn)有《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法律文化史研究》、《法律史研究》三種學術年刊。
中心是國內最早設立碩士點(1981年)及較早設立博士點(2001年)的學術機構。定期舉行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整合、凝聚上海乃至全國從事法律史研究的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服務。近年來已成功舉辦多屆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年會、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年會等全國性學術會議。
《法律史的世界(上冊)》
法學理論篇
法學研究的跨科越界與社會科學方法論
方法與方法論:中國古代法律注釋與當代法律
解釋學的比較
“法”的辨析
法學翻譯與晚清法律制度選擇的關系
論中國法學移植和其他社會科學移植的區(qū)別
和諧社會視野下公平與正義的實現(xiàn)——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什么不闡述正義命題
談起
中國法律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歷史反思
近代理性自然法及其對構建當代我國和諧
社會的啟示
當代中國法律法典化之理性
試論地方性法規(guī)中的創(chuàng)制性規(guī)定——從上海市規(guī)范網(wǎng)絡語匯使用說起
德國比較法學的發(fā)展脈絡
德國歷史法學重述
公法篇
清代法律規(guī)范佛教僧侶四波羅夷罪之案例研究
……
《法律史的世界(中冊)》
私法篇
略論婦女財產繼承中的宗祧因素
清律對商人的保護與控制
清代刑訊在民事案件中的適用
論中國古代商事登記法律制度
我國近代關于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論爭
《大清民律草案》的編訂及其評價
家族本位還是個人本位——民國親屬法立法本位之爭
試論民國初期大理院判例中不動產物權變動模式的進化——兼論民國初期“物權契約理論”的發(fā)展
南京國民政府《勞資爭議處理法》述評
民國時期錢業(yè)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以三十年代銀行立法為視角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勞動契約制度的成因分析
依法保護死者名譽的原因及方式
彈性的法學移植——以侵權行為法學中“法益”學說之發(fā)展為個案的考察
民法典的政治與政策解讀
自然血親的法律歸宿——簡論自然血親擬制化的歷史淵源與現(xiàn)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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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的世界(下冊)》
法律文化篇
“獄刺”背景下的西周族產析分——以調生器及相關器銘為中心的研究
春秋時代諸侯君位繼承的程序
中國先秦犯罪思想初探
析孔氏家族宗族法對當時國家政權的影響
秦簡“葆子”新探
中國古代自然災害的法律規(guī)制及其思想基礎
對中國早期佛教的介入型規(guī)范方式研究——以梁武帝制葷腥戒為例
門第與戶籍:魏晉與隋唐時期受教育資格與權利的嬗變
論《晉書·刑法志》的“法律儒家化”主題張維新
論中國傳統(tǒng)社會戶籍法律制度與宗族
吏治法律文化現(xiàn)代化及其中國語境
“律師”一詞的生成與演變
救生不救死之說的緣起與流行
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制定法、習慣及潛規(guī)則探析——以一起林地糾紛案為分析視角
皖南教案的法制分析——以一種法律的眼光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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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擇理論所關注的就是同一目標——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下,不同行動方案(甚至不同目的之間)的比較,選擇的標準就是行為人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化。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眾多行為人同時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狀態(tài)就是理想地實現(xiàn)了最佳資源配置效率的均衡狀態(tài),是經濟運行的追求目標。而行為人是自己效用實現(xiàn)水平的最佳判斷者,利益最大化的實現(xiàn)必然建立在行為人同意的基礎上,行為人也只有在自愿的基礎上,在利益得到最大化時,才有維持均衡的激勵,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允許行為人自主決策的自由市場價格體系是實現(xiàn)最佳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徑,由此產生了效率價值觀的引申觀念——市場至上觀。這種觀念認為自愿談判是實現(xiàn)效率的最佳途徑,促進行為人之間的自愿談判、減少阻礙談判的交易成本應是制度建設的重要使命。
法律經濟學在當代的發(fā)展實際上是理性選擇理論在法律問題上的應用、深化和反思的過程?扑沟呢暙I在于將相互競爭的研究者吸引到了自己周圍,《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指出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未來領城和使用的方法,由此標志著現(xiàn)代法律經濟學的誕生。而科斯貢獻的基礎就是理性選擇,他指出了人們是在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在選擇法律制度。在科斯之后的談判理論是對科斯貢獻的進一步深化,同時也是將理性選擇理論應用于更廣泛、更具體的法律領域。然而,在理性選擇理論被更深入地應用的同時,人們也越來越感到其解釋力的下降,缺乏應有的現(xiàn)實性。于是,人們開始反思理性選擇理論,討論在理性選擇的界定上是否遺漏了什么。在反思中,人們發(fā)現(xiàn)實際上科斯貢獻的本質就在于將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制度因素重新納入了理性選擇的視野中。而博弈論則是具體化了被理性選擇理論忽略的信息成本和對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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