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當一個大學生？

誰考取了大學，誰便當大學生，似乎不應該發(fā)生“怎樣當”的問題。

假使要拿它來當作一個問題看，則一方面大學生只是讀書求學，問題簡單到不必多談。但另一方面，則各人的個性不同，興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問題復雜得使人無從談起。

不過，每個人，對于自己現實生活是否感覺有問題，主要關系于一個人的生活態(tài)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體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最先是被動的刺激反應，根本不感覺得有問題的階段；其次是開始有主動的思考力、評斷力，到處發(fā)生懷疑，到處提出問題的階段；最后則是通過懷疑而發(fā)現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決問題之途的階段。盡管多數人只停留在第一階段中便混過一生，也有人則又背負著人世無窮無數的問題以沒世；但就人生發(fā)展的常態(tài)說，一個人當他走進了大學，應當是屬于開始對人生提出問題的階段，而大學生當面的問題便是“怎樣當一個大學生”。同時每個問題，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各個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種共同探索的嘗試。

聯合國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在巴黎夏宮，通過了人權委員曾經過巨大共同努力后所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此一宣言雖因國際間許多微妙情形，尚未能得到所有國家的批準（我國已批準），以致未能付之實施；但宣言的本身，確是人類經過了兩次大戰(zhàn)及極權統(tǒng)治的慘痛教訓后，為了求得人能過著“人的生活”的保障，所獲得的偉大的成就。在宣言短短的三十個條文中，其第二十六條有一項特別規(guī)定“父親、母親，有優(yōu)先選擇其子女所受教育種類的權利”。當我初看到此一條款時，發(fā)生了無窮的感慨。二十世紀人類的災難，竟嚴重到把未成熟的學生作野心家獵取私利權利的工具，致使人權委員會的先生們，為了要保障這些無辜的廉價羔羊，只有乞靈于人類古老的傳統(tǒng)—親子之愛。由此，不難想見，現代的大學生，要能合情合理地過一個大學生的生活，實際上，乃是一種非常艱辛之事。

每一個民族，只看它有沒有好好地經過一個啟蒙運動的歷史，即可了解它還是在發(fā)展抑或是在停滯，乃至是在墮退。就人的一生來說，大學生活，應該是相當于啟蒙運動的階段。啟蒙運動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權威來為每個人作主。因此，大學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懷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時代。當然，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權威？什么是由理性而來的權威？什么是由權威所假冒的理性？這不是一個大學生所能容易辨別清楚的。何況在現代，有許多力量正在有計劃地攪擾大學生的理性？這種攪擾工作，甚至從幼兒園便已開始。不過，我可以斷言：向一個幼稚心靈去作整套說教的東西，這一定是不敢訴之于人類理性而只能訴之于人類習慣性的不懷好意的東西；不勸人在其本位上去作正常的努力，而經常要人離開本位去干些瞞天過海的勾當，這一定不是正常人所干的正常勾當。所謂理性，常是由無權無勢的人們所積累而來；權威，則常系建基于權勢之上，與現實利害有密切的關系。所以一個大學生首先應當有這樣的一種覺悟；即是，大學生的生活態(tài)度，應當漸漬沉浸于理性之中，而高視闊步于世俗利害之上。用舊的辭句來表達，則一方面要“從善服義”，一方面又要“倜儻不羈”。而作為這種態(tài)度的根底的，則要求有一副干凈的心靈，和磊落的氣概。假使在大學生時代，腦筋里即盤滿了現實上的小利小害，乃至許多庸腔俗套，這將說明此人一整生將過著茍且趨蹌的可憐生活；其污濁之氣，會累住他既上不了天堂，更擋不住自己良心在剎那間的反省。

然則，大學生除了讀書追求理性以外，對不對時代負責？對不對國家民族負責？是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即是大學生做學問的最高準繩？我對這一點的答復，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一個人當他作實驗演算，乃至讀一本古典，順著一條理路去追求結論時，他的精神要洗汰得至虛至靈，乃至成為無己的、無我的狀態(tài)，此時如何能夾雜得其他的半絲半毫東西？但忘掉自己去追求真理，結果還是為了充實自己，擴大自己。所以就求學時的當下精神來說，一定是為學問而學問，為知識而知識。但就求學的根本動機，及求學的整個歸結來說，則一定是為了對時代負責，對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來負責。時代的要求，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要求，才是一個智識分子生活的最高規(guī)律。因此，雖然凡是可以成為知識的東西，都有學問上的價值；但其中與時代問題密切相關的，必然要擺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優(yōu)秀的心靈和力量。在這苦難的時代，也有人關緊房門，背著時代，干點雞零狗碎的無關痛癢的工作，認為這即表示了學術的崇高純潔。但夷考其實，則此種人，常常是在表面上離開現實，而事實上乃不斷地向現實討便宜，以助成現實的黑暗面。揭穿了說，這是以時代的血和淚來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這種象牙之塔，實際只是魔宮里的更衣室。若以此來鳴高，并以此來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殘酷的狡獪。所以我覺得“以天下為己任”，過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學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為己任，并非說每一個大學生，應當加入到“天下”的現實中去實際地干；相反的，在人生的全歷程中，大學生是積蓄知識能力的時代，而不是使用知識能力的時代。因此，大學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確的說，是要把知當作行的時代。所以，大學生應當由對于時代、現實的密切關心，而去知道時代，知道現實；但不能，也不應該，馬上去參加時代，參加現實。正如Korff 在其《人間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第一章中所說，為了要了解一種事實，常常須要從事實后退一步，與事實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知識青年參加現實的目的，是要把現實加以推進改造。不了解現實，而去參加現實，常常掉入在現實的泥淖中，以致隨波逐流，結果成為現實的犧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應當從天下的現實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書本上，退到科學研究的最新結論上；站在這種書本上、結論上，來看現實的問題，而不讓現實問題中所挾帶的現實利害遮蔽了人類理性的成果；要使現實問題隨著理性之光來回轉，而不使理性之光隨著現實的利害來擺動。只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精神，則在大學時期，退到書本上愈深，退到實驗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學生的本分，盡到了大學生的本分，同時也就真正擔負了時代在這一方面的責任。而在這種盡本分的純潔無私的心靈活動中，不把學術和天下國家連成一片不止。世上盡有強調只管個人作學問，不要關心時代痛癢的人，這是因為在此種人的內心深處，常藏有骯臟不堪告人之隱。我國現代的悲劇，從某一角度看，也可以說是來自五十年以來，少數守本分、盡本分的大學生，在精神上卻與時代隔絕，讓不守本分、不盡本分的大學生，在學校里操縱學校的風氣，出到社會，又操縱了現實的政治社會的風氣。今日的大學生，若有志于挽救我們自身的悲劇，應當從自己不扮演悲劇的角色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