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年代,喚回和恢復記憶,是一種能力。沒有記憶的民族,容易在現(xiàn)實的燈紅酒綠中狂歡。
高紅十,女,1951年出生,籍貫湖北宜昌。1969年1月到陜西省延安地區(qū)延長縣黑家堡公社李家灣大隊插隊,1972年被推薦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畢業(yè)后返回延安市南泥灣公社三臺莊插隊。高級編輯、記者,獲第六屆中國新聞工作者百佳獎。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初評委。所出書籍中較有影響的是三十多年前與他人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
他對自己的狀況已經(jīng)全明白了,一股正常人難以產(chǎn)生更難以接收到的情緒暗暗滋生。當時陪著他的一個男知青,一個女知青,女知青和他是一個學校的,十五個南京知青來自十三個學校,同校同學僅有兩對。
到了北京,剛開始的不受重視經(jīng)過努力受到重視,當時任全國知青辦副主任的侯雋幫了大忙。他住進積水潭醫(yī)院的高干病房,特護,吃隨意餐,還準備請十幾家醫(yī)院的外科權(quán)威醫(yī)生聯(lián)合會診……他面臨希望,恢復胸以下知覺的希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積水潭醫(yī)院接收大量傷員,樓道里也擺著床。多數(shù)傷員的傷情同他一樣,高位截癱。他變得不重要了,不是有意貶他,實在是顧不上了。
那絲不被人覺察的情緒破土發(fā)芽。
九月的一天,我和那個復轉(zhuǎn)軍人大隊副書記接到陪住男知青的信,很快,我?guī)蓚男知青去北京換早去的兩人。我從隊里領(lǐng)出錢來,什么換洗衣服也沒帶就上路了,長途汽車坐到西安,買的硬座又上了去北京的80次火車,風塵仆仆,昏頭昏腦,坐在轟轟隆隆的車上還在想信上怪怪的內(nèi)容。兩位同行的小知青看出我心中有事,不來煩我,可是他們吃完一盒飯還不飽時,不得不要求再來一盒。我苦笑了。我也不飽,可是帶的錢是生產(chǎn)隊的,飯錢沒有發(fā)票,回去怎樣報?明擺著要自己出。自己,我,同樣是知青,同樣掙工分,哪來的錢?
看到他們年輕壯實的面孔,其中一人還當過南京市少年舉重冠軍,我苦笑著給他們一人又要了一盒。他們問我呢,我說我飽了。他們不客氣風卷殘云吃光光,我真怕他們還說不飽,把臉轉(zhuǎn)向窗外。
我一生氣,把房里的燈拉著,說一聲,太不像話了,走出房間。這是結(jié)局,開始呢?開始怎樣的,我現(xiàn)在真的記憶模糊了。我依稀記得男知青信上說,他們輪著看護病人,一人看前半夜,一個后半夜?醋o者趴在床邊睡,換班的人睡在椅子上。那晚上輪他看后半夜,他睡在椅子上。半夜,他被窸窸窣窣的說話聲驚醒,見兩個人頭挨頭極其親呢得讓他無法容忍,他的直覺是出事了,出了同傷風敗俗有關(guān)的事,特惡心的事……這就是他在掛號信里寫給我們的內(nèi)容。千叮嚀萬囑咐不讓告訴小知青們。看了這信,我本能地覺得又慌又怕,心砰砰跳。我當時所能做的就是盡量裝得若無其事,趕快找兩個男知青去換他們。這一切是同大隊支書、副支書商量好的,是當時所能想到的下策中的上策。
坐在車上,我可是什么策也沒有了,我不知該不該批評他們,憑什么批評他們,他?還是她?他們除了親呢又能怎樣?他可是胸以下高位截癱呀!他不過要求她多陪陪他,多親近他,現(xiàn)在看來半點不過分十分合理并且令人心酸。
我那時是一個被革命詞句包裝起來在男女性方面幾乎一無所知的笨蛋,可我卻背負著解放全人類的重任,好沉好沉的擔子。我想至少要批評那個女知青,理由是,你不應該讓他從革命道理以外處得到信心,那會害他,軟化他,使他不那么堅強。
到了北京是9月7日,離那個舉國同悲的日子只有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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