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談論、探究康德的政治哲學有其獨特的困難。不同于其他許多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斯賓諾沙、黑格爾以及其他人，康德從未寫過某種政治哲學。論康德的文獻浩如煙海，但論康德政治哲學的書卻寥若星辰，其中，值得研究的惟有一本，即漢斯?薩內爾（Hans Saner）的《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康德之路》。法國最近出版了一部專門研究康德政治哲學的論文集，其中幾篇頗為有趣；然而，即使在該文集中，你也很快就會看到，康德自己也是把該問題當作一個無關緊要的主題來處理的。在將康德哲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所有書中，只有雅斯貝爾斯（Jaspers）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篇幅來討論這個特別的主題。（雅斯貝爾斯是康德惟一的追隨者；薩內爾是雅斯貝爾斯惟一的追隨者。）《康德論歷史》所收入的康德的那些文章以及最近編纂的名為“康德政治文論選”的文集，其品質和深度，都無法與康德的其他作品比肩；它們肯定無法組成有位作者所謂的“第四批判”鑒于它們碰巧成了這位作者的研究主題，所以他熱切地想要為它們爭得這一崇高地位�？档伦约喊哑渲心承┪恼路Q之為不過一場“與理念的玩�！保╬lay with ideas）或“僅僅是一次快樂的旅行”。就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永久和平論”而言，其諷刺的口吻表明，康德并沒有認真對待這些文章。在致凱斯維特（Kiesewetter）的一封信中（1795年10月15日），他把該文稱為“遐想”（他仿佛想起了早年他在《一個通靈者的夢用形而上學之夢來解釋》[1766]中對斯韋登伯格[Swedenborg]的揶揄）。至于《法權學說》（The Doctrine of Right， or of Law）該文你只能在賴斯（Reiss）編輯的那本書中找到，而且如果你讀過，那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該文乏味而賣弄你想不贊同叔本華的這個說法都難：“就好像該文不是這位偉大人物的作品似的，倒像出自某個普通的庸人之手[gew?hnlicher Erdensohn]�！狈�權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至關重要康德的實踐哲學把人被理解為一種立法性存在（a legislative being）；但是，若要總體上研究法權哲學（philosophy of law），我們肯定不會求諸康德，而是求諸普芬道夫或格老秀斯或孟德斯鳩。
　　最后，如果看看其他文章無論是賴斯編輯的那本書里的、還是其他文集（《康德論歷史》）里的，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篇關注的都是歷史，以至于初看起來，很像是康德在用一種歷史哲學替代政治哲學，他后來的很多人都是這么做的；不過，進而再看，康德的歷史概念，本身固然很重要，但并非康德哲學的重中之重，于是乎，如果我們想要探究歷史呢，我們又會求諸維柯抑或黑格爾以及馬克思。對康德來說，歷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這一物種是歷史的主體，不過是被理解為造物的一部分的人類，雖然這一部分可以說是造物的最終目的和造物中的王者。歷史中至為關鍵的不是故事/事件（stories），不是歷史個體，也不是人的善行惡跡，而是那隱秘的自然狡計，那導致[人類這一]物種在代代相繼中不斷進步并將其全部潛能充分發(fā)展出來的自然狡計，當然，歷史的偶然與無序中所蘊藏的憂傷也一直讓康德耿耿于懷。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其生命是如此短暫，短到無法充分發(fā)展出人類的全部特質和潛力；該物種的歷史因而就是“自然（nature）種植在[人類]身上的全部種子得以充分發(fā)展、[人類這一]種族的命數(shù)（destiny）在這大地之上得以實現(xiàn)”的進程。這一進程就是“世界歷史”，類似于個體人的生命發(fā)展過程從孩童到青年直到成人。康德對過去毫無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這一物種的未來。人不是因為罪惡而被一位復仇的神逐出伊甸園的，而是被自然逐出來的，自然將人從自己的子宮中剝離出來，然后將其逐出樂土、逐出那“安全而又無害的童真狀態(tài)”。此乃歷史的肇始（beginning）；歷史的進程也就是進步；這一進程的產物，有時被稱為文化、有時被稱為自由（“從受自然監(jiān)護到自由狀態(tài)”）；只有一次，那也只是順便在一個插入語中，康德指出，這一進程也是一個實現(xiàn)“專屬于人的最高目的，即社會性[Geselligkeit]”的問題。（我們后面會看到社會性的重要性。）進步，這一18世紀的主流概念，對于康德來說，則是一種相當憂傷的觀念；他反復強調，這一觀念對個體生命而言，蘊含著顯而易見的悲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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