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現(xiàn)今的針對累斯特城和諾丁山等類似地區(qū)的英國民族陣線，以及法國人針對馬賽的運動中。這種情緒將持續(xù)到有必要“將外來人遣送回他們所來自的地方”為止。但是，用這種低層階級“私人事務”的方式是無法將群眾的異類恐懼癥甚至劃分界線的焦慮上升為普遍野心的復雜的反猶主義理論，比如致命的種族或“世界陰謀”之類的成見。為了能夠贏得大眾的想像力，這種理論必須涉及群眾在正常情況下無法涉及和不可能知道的事實，這種事實當然也不會發(fā)生在他們日常生活和直接經驗的范圍內。
    不過，我們前面的分析已經為我們帶來了結論：復雜理論形式的反猶主義的真正作用與其說在于煽動群眾的敵對行動的能力，倒不如說在于與社會工程設計和現(xiàn)代國家野心的獨特聯(lián)系上（或者，更精確地說，這種野心的極端和過激的變體）�，F(xiàn)代西方國家趨向于撤消先前對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的直接管理控制，趨向于多元化和市場導向的社會生活結構，這些事實表明，反猶主義的種族主義形式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被西方國家用作大規(guī)模社會工程計劃的工具。在可預見的未來，更確切地說：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以消費者為導向和以市場為中心的大多數(shù)西方社會的環(huán)境似乎都建立在經濟特別優(yōu)先這種脆弱的基礎之上，這種經濟優(yōu)越性目前是以對世界資源份額的極大占有為擔保的，但這顯然不會一直持續(xù)下去。任何人都可以設想一下在不久的將來提倡國家直接接管社會的情景——隨之而來的是，早已確立并久經考驗的種族主義觀點也許會再一次派上用場。同時，非種族主義的、不太富有戲劇性的對猶太人的憎恨會在大量但不太重要的場合下被用作政治宣傳和動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