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與故宮學二集》：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是自唐代以來基督教第三次傳人中國。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其背景與歐洲15世紀至17世紀發(fā)生的兩件大事有關，一件是宗教改革運動，一件是“新航路”的開辟，它們都直接促進了基督教向海外的傳播。創(chuàng)立于1543年的基督教分支天主教耶穌會，其創(chuàng)建初衷是保持宗教傳統(tǒng)，反對宗教改革，除了在歐洲與新教對抗外，還積極向其他地區(qū)傳教�！靶潞铰贰钡拈_辟則為天主教提供了向東方傳播的可能性。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西岸的卡里庫特。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了馬六甲等地。1513年，葡萄牙船只出現(xiàn)于中國海岸。1553年，葡萄牙人船只獲準在澳門停泊并與往來商賈進行貿(mào)易，1557年筑室久駐。根據(jù)1493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通諭和1494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簽訂的條約，葡萄牙享有對東方的保教權。在教皇的鼓勵和支持下，殖民事業(yè)與傳教任務結合在一起。從歐洲經(jīng)海路東來的傳教士均需從里斯本出發(fā)，乘著貿(mào)易船只，經(jīng)印度果阿再到亞洲各地。
　　耶穌會注重教育，其教士均受過良好的歐洲人文教育并接受過準軍事訓練。當時中國的實力決定了傳教士必須放棄武力傳教的主張。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充分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儒家思想始終是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想，并扎根于中國的人心之中，外國思想、文化、習俗，包括宗教是很難輕易地傳人中國并站穩(wěn)腳跟的。因此要把基督教傳人中國，就要采取相當明智、靈活的傳教策略，即在不影響其教義完整性的前提下，尊重中國文化與習俗，讓中國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西方宗教的影響。他們竭力適應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習俗，將基督教思想與漢文化相結合；他們認識到在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下，要想在中國擴大天主教影響，必須爭取得到皇帝恩準，必須結交官府，而要取信皇帝則必須具有特殊才華和本事，表示出服務于朝廷的忠誠。而科學知識及文學、藝術、語言、繪畫等都成了傳教的手段，或者說，傳教與輸出科學技術已成為不可分割的兩翼，集傳教士和科技人員于一身，乃是當時的特點。
　　隨著天主教在澳門站穩(wěn)腳跟并將澳門逐漸變?yōu)橄蛑袊鴥鹊貍鹘痰幕�地后，以利瑪竇、羅明堅為代表的耶穌會遵循適應中國文化，以科學為指導思想的原則，一步步深入內地，打開傳教局面，終于使天主教在中國站住了腳。明崇禎末年，宗室信天主教者114人，內官信教者40人。
　　明清鼎革之際，仍有不少傳教士繼續(xù)留駐北京，也有一些新來者。清攝政王多爾袞在順治元年（1644年）即批準了龍華民、湯若望等為保存天文儀器、保持修歷工作不中斷的奏請，并敕授湯若望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順治三年（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銜，表現(xiàn)出對洋人洋技的器重。順治帝親政后，與湯若望關系特別親近。僅1656年至1657年，順治帝兩年內竟24次親臨湯若望的館舍之中，做長時間的談話，不僅限于科技，還涉及對天主教教義一定的崇慕�？滴醯劾^位后，出于學理和實用兩方面的考慮，采用了大力延攬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的政策。事實證明，不論是順治朝留下的或康熙朝以后召用的西方科技人員，大都能與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相安共處，并能較充分地發(fā)揮其專長。其中最為出色的是南懷仁，他不但繼湯若望之后長期主持欽天監(jiān)的修歷工作，撰著了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康熙永年歷法》32卷，又為清王朝的軍需鑄炮工作做出了貢獻�？滴醭�所鑄造的905門大炮，其中半數(shù)以上是由他設計和監(jiān)造的。當時，不但欽天監(jiān)實際上已成為西方來華科技人才集中之所、東西文化溝通的中心，而且康熙帝還把紫禁城中的啟祥宮（現(xiàn)名太極殿）撥給那些供奉皇帝的西方畫家、機藝師、設計師們，作為制作、集會之用，讓他們在如意館作畫、刻板、修理鐘表和制作機械器物�？滴醯垡舱J真地向他們學習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拉丁文等，經(jīng)常和他們討論中西學術、政治源流的異同和演變。
　　康熙帝對于天主教在西方傳播較廣、受到相當部分人民的信仰是了解的，他對天主教的教義也略有所知，只是反對它在中國傳播，反對以它的教規(guī)教義干擾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tǒng)信仰和國情民俗。但他也未采取拆毀教堂、驅逐傳教士等粗暴辦法�？滴醵�十六年（1687年）四月，南懷仁提請推行天主教，禮部議不準行，康熙帝下諭：“天主教應行禁止。但見地方官禁止條例內，將天主教同于白蓮教謀叛，此言太過，著刪去�！苯K康熙之世，清朝官方對于天主教的態(tài)度是允許存在，但限于只令西洋人供奉。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全國天主教徒有3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