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90年代初的這幾年，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充分描述的時代，即使僅僅在文學，在詩歌的范圍內。這幾年，也許失去了80年代的那種確信和穩(wěn)定，但也不是那種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來的平淡（平庸）；各種思緒、沖突在這個期間得到真誠的暴露。91到93年在東京，由于訊息的欠缺，對國內詩壇，特別是“民間詩壇”的情況我了解甚少。94年以后，才陸續(xù)補讀一些作品，多少了解到這些年一些詩人在孤寂中所做的堅忍工作，也讀到像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王寅、柏樺、于堅、張曙光、臧棣等寫于90年代初的作品。由此更深切意識到，近來經(jīng)常發(fā)出的對90年代詩歌的責難，對許多詩人來說實在很不公平。即使如顧城這樣的事件，從一個方面說是讓詩歌蒙受羞辱，但從另外的角度想，也可以窺見詩歌在間接反射時代問題上呈現(xiàn)的那種前沿的尖銳性？好像有的評論家是從這個方面去分析的。
　　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人與事》，這本書的中譯本已經(jīng)出版好幾年了，我卻才見到。①在這個集子里，《人與事》是作家66歲時寫的第二篇自傳性質的文字，另一篇是寫于1930年的《安全保護證》。這里有一段寫到20世紀俄國詩人的自殺。在詩人之死成為我們詩壇主要話題的年代，很自然引起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