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校沒什么用（錯誤的），到學校（可以）有所作為，再到學校（還）不能產(chǎn)生足夠的影響力，最后到學校的變革需要系統(tǒng)且高度嚴謹?shù)膱?zhí)行力。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許多國家的教育政策均以下文所述的兩個假設為基礎。第一個假設是智力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天賦，因此智力是固定的、不變的，而且，智力可以通過群體智力測試準確地測量
出來。因此，學校的存在就不是為了提供一個豐富的且有創(chuàng)造性的環(huán)境，而是應該承擔起挑選聰明人的功能，因為智力是天生的，而且基本和現(xiàn)有的社會等級一致。
雖然亞瑟·詹森等人堅持認為一般認知能力是遺傳的，但巴茲爾·伯恩斯坦等學者則認為后天環(huán)境的影響對兒童來說更為重要。不論是哪種說法，許多人認為學生的學術成就很大一部分已經(jīng)被預先確定了，而學校能改變的微乎其微。正如巴茲爾·伯恩斯坦所言 ：教育不能補償社會。
第二個假設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對學生取得成就的影響很小。換句話說，只要學生上學，他們上的究竟是哪所學校，對他們能學到多少東西并沒有多大影響。詹森和伯恩斯坦的觀點支持了充斥在20世紀70年代初英美政治辯論中關于教育宿命論的普遍論調（引自奇蒂的觀點）。同時，在美國進行的兩項大規(guī)模調查也為這一假設提供了有力的依據(jù)。
1966年科爾曼調查了3000所美國中、小學超過60萬名學生，他們分別來自一年級、三年級、六年級、九年級和十二年級。研究最初的目的是通過聚焦投入來描述美國各校間的不平等程度，在后期，研究小組擴大了研究范圍，收集了關于教師及管理人員態(tài)度的信息，并使用了關于能力和成就的標準化測試對學生進行了評價。
該研究的結論非常明確 ：
學校對孩子所取得的，與其個人背景和總體社會背景無關的成就 的影響非常小。這意味著，學校能夠獨立地為孩子帶來的影響很小，學生在家庭、社區(qū)環(huán)境等方面面對的不平等是導致他們畢業(yè)后的不平等局面的主要原因。
6年后，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和他的同事們重新分析了科爾曼的研究及其他一系列研究的研究數(shù)據(jù)，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在高中推行學校質量的平等將使認知的不平等減少1%或更少。
即使有許多學者、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家看起來很樂意接受這樣偏激的主張，仍有一些人指出，科爾曼和詹克斯所分析的數(shù)據(jù)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因此，對學生在學校取得的進步關注不夠。早期關于國際間的學生成就比較的研究，如第一次國際數(shù)學研究，就支持了學校能夠有所作為的想法。1974年，《論壇》雜志的一期特刊直接向巴茲爾·伯恩斯坦發(fā)出挑戰(zhàn)，特刊名為《學校可以有所作為》（Schools can make a difference）。
……

除了針對學校相對效能的數(shù)據(jù)外，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和其他項目，例如數(shù)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國際閱讀進步研究（PIRLS），都提供了大量的關于影響學校表現(xiàn)的背景因素信息。有了這些揭示學校效能影響因素的信息，以及教育工作者們改善情況的決心，我們本應看到全球教育成果的顯著提高。但我們并沒有看到。
顯然，要比較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不同周期的結果，我們需要做出大量的假設。到目前為止（從2007年開始）比較7個周期的評估結果，我們得出的大致結論是盡管我們投入大量的資金和努力，即使在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學生成績的凈提高值仍然很小。
究其原因并不是我們不知道該做什么。正如本書的作者指出的 ：我們有著有史以來最多的證據(jù)去證明，什么是對學生的成就最有幫助的。但教育是系統(tǒng)性的。如果不能執(zhí)行被證實有效的方法，那么就算知道了該做什么也是沒有用處的。更糟糕的是，只改變系統(tǒng)的一部分，其效果很可能微乎其微，因為這種改變帶來的好處很有可能被系統(tǒng)其他部分的后續(xù)變化所抵消。
這也就是為什么《可見的教學影響力》代表著教育改革思想的一大進步。不出所料，政策制定者、學校領導者、教師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會被簡單的解決方案吸引。但是，正如H.L. 門肯在100多年前所寫的那樣 ：我們總會為遇到的問題尋求簡單的解決方案它們看似是智慧的、可信的，但其實是錯誤的。本文的作者直接面對了學校變革不可避免的復雜性，而不是假裝學校變革是簡單的。作者借助了大量的資源已執(zhí)行過的方法、專業(yè)知識、對過往研究的系統(tǒng)回顧，以及與教師、學校管理者、領導者合作了數(shù)十年的實踐經(jīng)驗，提出了5D模型。
作者們也承認，《可見的教學影響力》這本書中闡釋的，包含5個階段和18個關鍵過程的5D模型是復雜的，且執(zhí)行起來可能具有挑戰(zhàn)性，但這種復雜性恰恰說明了其真實性。畢竟，如果真的存在簡單的解決方法，我們早該找到了。
這項工作并不容易，正如西摩·薩拉森指出的，進行變革的決定往往伴隨著對未來的樂觀看法和玫瑰色的濾鏡，這短暫地模糊了未來可預見的動蕩。但這種動蕩是無法避免的，變革沒有終點，這是一個連續(xù)性的過程，有突破，同時也有阻礙。但毫無疑問，變革是值得的。
現(xiàn)在，你手中的這本書，是我所知的最好的變革指南了。
迪倫·威廉（Dylan Wiliam）
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