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說明

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是現代德意志帝國（18711918）崛起時期的著名人文地理學家，但更以地緣政治學的先驅人物聞名后世他的《政治地理學》（Politische Geographie，1897，715頁）被譽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作之一。
拉采爾的成名作是兩卷本的《人類地理學》（Anthropo�睪eographie）（1882/1891）和三卷本的《民族志》（Vlkerkunde，18851888），史稱現代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的奠基之作。《人類地理學》關注人類分布的共同因子，《民族志》則致力于呈現世界各民族在地表上的具體地理分布和生活習俗以及文明遷移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基于現代地理學的人類學志（Ethnography）。
按今天的學科分類，拉采爾的《人類地理學》和《民族志》都屬于文化人類學�？墒牵�在如今的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中卻找不到拉采爾的大名，在人類學簡史一類讀物中，他甚至沒有獲得值得一提的地位《民族志》篇幅巨大，卻無緣進入西方人類學名著之列。即便在專門論述德國的人類學發(fā)展史的文獻中，拉采爾也僅被附帶提及。按照一種大而化之且有失偏頗的說法，拉采爾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他秉持以天才為中心的文化傳播論，把歷史中的文化遷移視為穿越時空的主要動力。由于他對歷史上文化遷移過程的探究并沒有依靠實踐經驗這一要求，他的歷史人類學顯得是一種冥想史。
將拉采爾《民族志》的長篇導言與杜爾哥（17211781）的《普遍歷史兩論提綱》尤其《政治地理學論著綱要》對比，人們很容易看到，拉采爾的《民族志》不過是為杜爾哥的文明進步論普遍歷史圖表添加了大量實證材料而已。
三卷本《民族志》出版不到十年就有了英譯本，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牛津大學設立人類學教席時的首任教授愛德華泰勒（18321917）親自撰寫導言，給予很高評價，而拉采爾的其他著作迄今沒有英譯本，這是為什么呢？格萊德希爾從人類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現象時說，沒有一位人類學家曾經能夠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一個從未受到過西方文明影響的人類社區(qū)，更不用說那些實際上先于舊世界和新大陸的最早的文明所形成的社會。格萊德希爾若讀過《民族志》的英譯本《人類史》，他斷乎不會做出這樣的斷言。當然，格萊德希爾所揭示的人類學這門學科的誕生與歐洲大國殖民擴展的關系，倒是能夠解釋為何19世紀末的英國學者有熱情翻譯如此大部頭的《民族志》。
拉采爾在文化人類學史上僅有邊緣地位，但在政治地理學史上的地位卻相當顯要。如此差異引發(fā)了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拉采爾后來發(fā)展出的政治地理學與他的歷史文化人類學是什么關系？政治地理學真的是從屬于文化人類學或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拉采爾曾有過從歷史文化人類學向政治地理學的轉向嗎？如果有的話，那么，這種轉向又意味著什么呢？
《民族志》篇幅巨大，長達2254頁（新式排版也有近1600頁）。第一卷題為《非洲的自然民族》（Die Naturvlker Afrikas，1885，660頁），第二卷題為《大洋洲美洲亞洲的自然民族》（Die Naturvlker Ozeaniens,Amerikas und Asiens，1886，815頁），第三卷題為《古代和近代世界的文化民族》（Die Kulturvlker der Alten und Neuen Welt，1888，715頁）。
顯而易見，自然民族與文化民族的區(qū)分是這部民族志的基本主題。拉采爾力圖表明，人類諸民族在從自然人向文明人演進的歷程中并不同步，有的很早就成了die Kulturvlker［文化民族］，而有的直到19世紀還是die Naturvlker［自然民族］。如何理解這一世界歷史現象？
全書的總括性長篇導言題為民族志的基本定律（Grundzge der Vlkerkunde），用今天的說法應該是人文地理學的基本定律，因為，拉采爾在描述人類從自然人向文明人演進的文化遷移歷程時，始終緊扣世界地理的自然區(qū)域和自然民族的變遷。顯而易見，拉采爾試圖結合18世紀至19世紀的德意志歷史哲學和歷史語文學以及自然進化論來回答這樣的問題：文化民族如何歷史地形成。由于拉采爾致力于描述自然民族與文化民族在地表上的分布（配有1160幅展現民族特征的素描）及其相互斗爭，這部大著又具有人文地理學性質。
在長篇導言臨近結尾時，拉采爾提到了國家作為文化民族政治組織的作用，并對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文明進步論所理解的文明進步提出了質疑：

戰(zhàn)爭不斷不就是最低級人類的原初狀態(tài)嗎？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迄今為止，我們自己的和平除了靠武裝之外別無他法。但在我們中間，戰(zhàn)爭沖動的迸發(fā)打破了文明狀態(tài)所要求的那種更長的休戰(zhàn)間歇。在我們說到的民族中，像中世紀暴力統(tǒng)治這樣的狀態(tài)通常很持久。即便如此，也必須指出，野蠻人中也有和平的民族和愛好和平的統(tǒng)治者。我們不能忘記，自然民族打得最血腥和最具毀滅性的戰(zhàn)爭，不是他們自己之間的戰(zhàn)爭，而是與歐洲人進行的戰(zhàn)爭。沒有任何東西能像奴隸貿易那樣在他們中間掀起如此腥風血雨，造成了獵奴的可怕后果，而正是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貪婪煽動起了奴隸貿易。

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貪婪除了指盎格魯美利堅人的貪婪還會指誰呢？現代歐洲民族的確更文明，但也更貪婪。事實上，人們已經能夠從拉采爾的這一長篇導言中看到他的政治地理學思想萌芽。
全書篇幅巨大，這里譯出的僅是長篇導言部分。拉采爾生前曾單獨刊行這篇導言，可見它具有提綱挈領的內涵。
中譯依據英譯本迻譯，而英譯本實為德文本的意譯，未必句句緊扣德文原文。
拉采爾晚年（1901年）發(fā)表的長文《生存空間：一項生物地理學研究》通常被視為其政治地理學基本原理的最后歸納，我們收作附錄，便于讀者對觀。這篇文獻晚近才被譯成英文（2018），表明英語學界已經意識到，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拉采爾的文化人類學。

劉小楓
2021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