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名山事業(yè)紀念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曉嵐）

最近，《紅樓夢》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熱門話題，無名氏續(xù)挑戰(zhàn)了高鶚作為續(xù)書者的常識。實際上，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發(fā)生變動，此后一直延續(xù)，如今竟隨著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發(fā)酵成了新聞。

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出版，或許就是這般炒冷飯的事業(yè)。年復一年，修訂、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罷，即使細小變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學術爭論，但讀者和媒體對此并不敏感，能像《紅樓夢》署名這樣傳播開的，極少。正是這寂寞的事業(yè)，構筑了傳統(tǒng)與經(jīng)典的堅固大廈。

在《紅樓夢》署名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典藏版第一輯。實際上，該社的四大名著，按傳統(tǒng)亦屬于這套叢書，數(shù)十年來堪稱最通行、讀者認知度最高的版本。古典文學的閱讀，繞不開讀本叢書，而叢書的故事，要從六十年前講起。

在那個時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讀者

朝內(nèi)大街166號，人文社所在地，破舊得令人倍感親切。在書和資料足以把人埋起來的古典編輯室，青閱讀記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年出版規(guī)劃草案（中國古典部分）》，內(nèi)容是三套古典文學書系的選目和基本方針，其中就包括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涵蓋歷代的詩詞文曲小說等等，共五十種，還詳細列出了叢書序言或后記的寫作要求。

讀本叢書，是請有影響力的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編選、標點、注釋。所謂讀本，就是以大眾普及為目的，供大家閱讀用的一個版本。長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總編輯周絢隆說，1958年，讀本叢書被正式命名，它的歷史還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馮雪峰主持創(chuàng)建人文社，從全國招納了一批高水平的專家學者，古典部主任是聶紺弩，還有王利器、顧學頡、陳邇冬、舒蕪、周紹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為滿足社會上對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書。那時候國家圖書館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來，我們的《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等等都是根據(jù)宋版書影印的。與此同時，社里開始規(guī)劃和推進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們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滸》，影響特別大，它實際上標志著新中國整理出版古籍的開始。周絢隆說。在那個時代，古籍整理不是學界的自說自話，而是面向讀者的，要選擇優(yōu)秀的底本，加新式標點，�？弊⑨�，形成一個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給廣大人民群眾閱讀。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不僅人文社做出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詳盡規(guī)劃，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也在這一年啟動，甚至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的規(guī)劃也可追溯至這一年�；赝�之下，不免讓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個國家并不富裕的時代，文化和出版體現(xiàn)出非凡的責任和氣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話。

選家和編輯的水平，造就了經(jīng)典版本

讀本叢書，除了幾部長篇小說和名劇，多數(shù)是選本，不僅要點校，還要求編選精當，注釋準確。所以選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對此，人文社內(nèi)部有一個機制，周絢隆概括為：第一，誰值得做；第二，誰能做。就是說，先敲定經(jīng)典作家作品，再據(jù)此尋找能夠勝任的編選者，沒有合適的人就先放下，絕不湊合。有些作品，社內(nèi)編輯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顧學頡的《元人雜劇選》、陳邇冬的《蘇軾詩選》《蘇軾詞選》等；還有很多書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選人，皆為一時俊彥，像馬茂元的《楚辭選》、王伯祥的《史記選》、蕭滌非的《杜甫詩選注》、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夏承燾和張璋的《金元明清詞選》等等，現(xiàn)在看都是很經(jīng)典的選本。讀本叢書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讀書人的心頭摯愛，它們手工繪圖、書法題簽、書卷氣十足的裝幀設計，也備受稱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個習慣，為了維護品牌的嚴肅性，很多書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義，經(jīng)過讀者和社會檢驗后才能納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旗下，像《紅樓夢》在五十年代最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印行的。讀本叢書的入選標準非常嚴格，1958年僅有余冠英的《漢魏六朝詩選》、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等數(shù)種列入?yún)矔�。這個規(guī)矩延續(xù)下來，直到今天，只有經(jīng)過讀者和市場檢驗的書，才能戴上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單品種面世。

老一輩學者，怎樣為了這套書殫精竭慮，學者型的編輯，怎樣一字一詞地校改，雙方怎樣反復溝通琢磨，留下許多事跡。記者在編輯部看到一冊七十年代《杜甫詩選注》的校樣，上面寫滿了編輯戴鴻森先生的隨文批注，以及編選者蕭滌非先生的答復，兩人切磋商改，細致入微，水平極高。古典編輯室的李俊仔細研讀過這份校樣，他說：細讀這些批注文字，戴、蕭二人商榷學術的畫面仿佛映現(xiàn)在眼前。那時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學術研究在回歸正軌的道路上謹慎探索，該怎么走？能邁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這本校樣正是當年留下的足跡。

古籍出版和一般圖書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結束。錢鍾書的《宋詩選注》1958年面世，記者在編輯部看到一封楊絳先生的書信，是錢先生去世后，她逐條訂正《宋詩選注》的排印訛誤。李俊編輯則用此恨綿綿無絕期來形容他改校樣的感受這句詩里的恨，是遺憾之意。造就一個經(jīng)典版本，需要不斷修訂打磨，改正訛誤，補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書經(jīng)過幾代人之手，歷時數(shù)十年，并不罕見。只要有需求，嚴格來說就沒有終結之時。古籍出版所蘊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講述編纂辭書的日本電影《編舟記》，精益求精，瑣細平淡，無論怎樣施以審美的目光，終究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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