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依據(jù)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次序，選注韓愈詩一百余首，約為其現(xiàn)存詩歌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1957年，錢仲聯(lián)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此書，仿照宋人集解、間詁一類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論說，重新系年編排，當年即獲好評。錢鍾書先生曾對此書提供一些意見，更推崇仲聯(lián)先生此書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此后學界贊譽聲不斷，肯定有嘉，迄今亦無更完整的善本。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再版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間也數(shù)度再版。本書考釋詳備，依年代排列詩作，有助于我們知人論世，從了解韓文公的生平入手，進而了解韓詩的內(nèi)容、作法，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探究其“以文為詩”的表現(xiàn)手法，以及如何醞釀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險奧的詩作風格。

　　在選注本書的過程中，選注者特別參考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李漢編《昌黎先生集》，此外還有明代蔣之翹注《唐韓昌黎集》、清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民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以及日本學者清水茂注《韓愈》（巖波書店1958年）、原田憲雄《韓愈》（集英社1965年）等書，據(jù)此做了些文字校釋和選取詩篇的工作。

　　梳理出以下幾個切入點，先對韓愈及其詩歌加以介紹。

　　一、時代與生平

　　韓愈（768—824），生于唐代宗大歷三年，卒于唐穆宗長慶四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南）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謚“文”，又稱“韓文公”。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今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763）后的第五年，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他一生經(jīng)歷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五朝，其中憲宗元和年間，號稱“中興”，社會經(jīng)濟逐漸恢復，百姓生活轉(zhuǎn)好；但藩鎮(zhèn)勢力繼續(xù)壯大，佛老流弊依然不減，整個國家仍處于政治黑暗、兵連禍結(jié)、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

　　韓愈三歲而孤，由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撫養(yǎng)。這個家庭濃厚的儒學背景和文學氛圍對韓愈的成長歷程有很大影響。他少年時代就發(fā)憤自勵，勤學苦讀，“自五經(jīng)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韓愈《答侯繼書》）。德宗貞元二年（786）韓愈十九歲，他在這一年開始應舉。經(jīng)四次應試，至貞元八年才在陸贄門下及進士第，然而參加吏部博學宏詞科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年）均落榜。貞元十二年（796），韓愈開始步入仕途，先是宣武節(jié)度使董晉表署為推官，后避汴州軍亂，往依徐州節(jié)度使張建封幕下任觀察推官。貞元十七年（802）始選授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4）夏末，升任監(jiān)察御史。這一年關中大旱，韓愈呈給德宗《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反對官吏橫征暴斂，請求朝廷寬免徭賦，結(jié)果被貶為嶺南道陽山縣令，這是韓愈首次自高位摔跌下來，上距就職御史臺的時間不足半年，不久改江陵法曹參軍。

　　韓愈求舉失敗及仕途坎坷的因素很多，朝中無權臣奧援是直接原因。他出仕于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部分朝官與保守勢力激烈對抗的時期。韓愈此時與政壇主流人物關系疏遠，《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永貞行》二詩，以明顯的嫉視態(tài)度表明對二王集團的不滿，甚至一度懷疑柳、劉二人是促成他被貶陽山的幫兇。不過，真正貶官原因不詳，此事乃韓愈單方面的誤會，亦未影響日后韓、柳、劉三人的情誼。貞元后期的政風敗壞，韓愈對前途倍感彷徨不安，在陽山令任內(nèi)始終郁悶不樂。至憲宗元和元年（806），韓愈被召回朝廷，任國子博士；其后又有幾次升遷轉(zhuǎn)任，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縣令、尚書職方員外郎。仕宦至此時止，多在冷衙署辦公，職卑錢少，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進學解》）的極困頓窘境。上述可說是其早期仕宦生活的偃蹇時期。

　　憲宗元和八年（813），韓愈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從此步入高官的行列。是年，作《進學解》一吐胸中積郁，執(zhí)政奇其才，轉(zhuǎn)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元和十一年（816），遷中書舍人，尋降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平淮西吳元濟叛亂，奏為行軍司馬，以贊助謀劃有功，升刑部侍郎，次年轉(zhuǎn)兵部侍郎，這是韓愈一生最意氣風發(fā)的時候。十四年正月，上《論佛骨表》，反對迎佛骨入禁中，觸怒憲宗，貶潮州刺史，這是韓愈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蹉跌。任后上表，陳情哀切，年末轉(zhuǎn)袁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廷，拜國子祭酒。穆宗長慶元年（821）七月，再任兵部侍郎。二年二月，奉命往鎮(zhèn)州宣撫兵變，回朝復命，轉(zhuǎn)吏部侍郎。三年六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再任吏部侍郎。四年，卒，年五十七歲。

　　二、求學歷程與文學主張

　　韓愈一生以承繼儒道為職志，曾自敘求學歷程說：“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保ā杜c鳳翔邢尚書書》）“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農(nóng)工商賈之版，其業(yè)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上宰相書》）可見在未能仕宦之前，韓愈實以讀書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對文章尤有偏好，曾說：“雖愚且賤，其從事于文，實專且久�！保ā渡舷尻栍谙喙珪�》）“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jīng)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yè)，而奮發(fā)乎文章�！保ā渡媳�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進學解》等更詳述自己長期讀書作文的體會。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對儒家經(jīng)典十分重視，往往注意其文學內(nèi)容與形式，并把儒家與后世文學家相提并論，如《進學解》談到讀書寫作的心得：“沈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韓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過程中，顯然特別重視儒學與文學的結(jié)合，而不是后人所謂“文統(tǒng)”、“道統(tǒng)”之分。孫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指出：“北齊高湝致楊遵彥書中說：‘經(jīng)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隋書》卷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jīng)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qū)別得很清楚。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jīng)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揚雄等文人創(chuàng)作。他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答劉正夫書》）在《送孟東野序》里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誠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答崔立之書》）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說：‘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遺室論文》卷四）”對于韓愈的這種傾向，后人有各種評論，北宋程頤說他“倒學”，是“因?qū)W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錄》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南宋朱熹也說：韓柳用力處“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陳衍《石遺室論文》卷四更明白強調(diào)：“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shù)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于堯、舜、孔、孟之遣，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边@類批評相當普遍，卻忽略了韓愈詩文是對儒家學說的徹底實踐的事實。

　　韓愈一心在發(fā)揚文學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鳴”“出奇”勝場，因此他讀書所重在“奇辭奧旨”兼顧：“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保ā渡媳�部李侍郎書》）其他相近的言論主張尚有：“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文麗而思深�！保ā杜c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橫從�！保ā赌详柗�紹述墓志銘》）“文章語言，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保ā渡舷尻栍谙喙珪�》）這些體會有得之言，顯示韓詩有深厚的內(nèi)在學養(yǎng)，又必然走向奇、麗、深、勁的路途。正如他在《調(diào)張籍》一詩中所言：“我愿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三、韓詩的分期與主要內(nèi)容

　　韓詩大致可分為三期，湯貴仁《韓愈詩選注·前言》的說法是：“貞元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留下的不多，藝術上也還不夠成熟，但已顯示了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從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縣令，是韓愈一生的中期。這個階段是韓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時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詩歌創(chuàng)作日趨成熟的時期。……從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職方員外郎至長慶四年（824）冬逝世，是韓愈一生的后期�！�…這一時期，他躋身于上層統(tǒng)治集團，政治地位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詩歌寫作，除了堅持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逐漸減弱，但也不乏較深刻的社會意義的篇章如《瀧吏》《華山女》《過鴻溝》等�！睂O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與上述大同小異，但更能追探韓愈詩風轉(zhuǎn)換的原因：“如果綜觀韓愈創(chuàng)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后才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著境遇心情的轉(zhuǎn)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別表現(xiàn)在詩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蘊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于他的思想意識�？部啦黄降娜松�經(jīng)歷郁結(jié)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fā)泄，加上他又具有爭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chuàng)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征。”

　　檢視湯、孫二人的說法，似以孫說為勝。蓋貞元八年之前韓愈詩作太少，實難與后來比擬。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貶陽山，內(nèi)心憤慨不平，對其詩風的影響十分明顯。憲宗元和六年韓愈雖返京任職，但生活依然困窮，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趨坦然自適。以此時為后期的分界，較合乎韓詩風格轉(zhuǎn)變的實際情形。羅宗強等《隋唐五代文學史》第六編第二章第五節(jié)《尚怪奇——韓愈的詩（二）》也說：“韓愈那些追求怪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現(xiàn)于貞元后期到元和年間，此前他的詩風是以敘述寫實為主的�！贝颂幙隙�韓詩“怪奇”詩風出現(xiàn)于貞元后期，故湯貴仁關于中期開始于“貞元八年”的說法，不如孫昌武、羅宗強“貶陽山之后”的說法來得恰當；而其結(jié)束于元和年間的說法，則湯、孫、羅三書說法相近。

　　綜合上述說法，顯然韓愈一生仕途坎坷，勢必產(chǎn)生許多抒發(fā)個人怨憤的作品。他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帶給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戰(zhàn)爭帶給百姓的苦難也成為他詩歌的一大主題。如《齪齪》《歸彭城》寫東郡水災，《赴江陵途中》寫關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孫湘》寫三江水區(qū)百姓的困境，表現(xiàn)了對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閶闔”“上陳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中寫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無望，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長歌慟哭�！对佈┵洀埣�》以委婉深沉的筆觸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團的不當作為。其他如《豐陵行》不滿皇帝葬儀的奢靡，《華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虛偽，《送靈師》抨擊迷信佛教的蠹國敗俗。這類詩作伴隨其一生，數(shù)量最多，只是晚年稍減而已。

　　韓愈詩文的雄奇怪變，既然深受一生際遇的影響，因此爭奇好勝不僅表現(xiàn)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內(nèi)容，奇在境界。這一點可于描寫壯麗山河的歌詠看出，這一類詩作是韓詩中寫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錢仲聯(lián)在《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中舉例說：“《南山詩》洋洋大篇，寫終南山全貌；《送惠師》《送靈師》《此日足可惜》《謁衡岳廟》《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岳陽樓別竇司直》《答張徹》《盧郎中云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寫天臺觀日、瞿塘遇險、黃河夜渡、霧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風浪、華山絕陘、太行瀑布的片斷，用雄偉瑰異的筆墨，在讀者面前展現(xiàn)了魅人的畫卷�！逼鋵�，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人跡罕至的古剎（《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其中《岳陽樓別竇司直》以大筆重彩寫洞庭湖的洶涌波濤，善于描繪驚心動魄的奇異景象，以之襯托對時政的感慨和內(nèi)心之不平�！渡绞�》詩大筆淋漓，形象鮮明，而文意流暢，不見斧鑿痕跡，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韓愈詩作的第三大內(nèi)容，應是一些敘瑣事、寫微物的短小詩篇，這類作品，刻畫事物形象生動，描繪情態(tài)體貼入微，于青壯年時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具有“一往清切，愈樸愈真，耐人吟諷”（方東樹《昭昧詹言》）的特點。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舉例說：“《鄭群贈簟》《赤藤杖歌》贊頌了手工藝者的精制，《聽穎師彈琴》表現(xiàn)音樂的形象性和它強烈的感染力，都是這方面的佳作�！躲赉艚涣髻洀埰蜕洹贰讹魩Ъ�》寫擊球打獵，而歸結(jié)到習戰(zhàn)殺賊的謀略，或兼喻賦詩作文的構思；《短燈檠歌》通過長檠短檠及有關人事的對照，表現(xiàn)了對世態(tài)炎涼的憤慨；《石鼓歌》刻劃斕斑古色的文物，隱含著對陋儒的嘲弄和對中朝大官的諷刺�！边@些都是前人詩集中罕見的內(nèi)容。他如《戲題牡丹》的朦朧隱約，《榴花》、《池上絮》的含蘊雋永，《閑游》《獨釣》的清新細膩，《落齒》《杏花》《李花二首》《叉魚》《桃源圖》《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興，別有一番由小見大、追求悠閑生活的風味。韓愈晚年詩風轉(zhuǎn)變甚大，許多律絕明白流暢，不僅景物形象飽滿，生活態(tài)度也優(yōu)裕自如，全無老氣橫秋的遲暮習氣。游國恩等《新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九章第一節(jié)《韓孟詩派》說：“可惜前人對他這一類作品注意得不夠�！睆闹衅谥镣砥�，無論刻意錘煉，或是妙手偶得，韓詩皆有不同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