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經(jīng)學曾發(fā)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個作用是已經(jīng)走出經(jīng)學時代的我們很難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經(jīng)學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來被看成孔子微言大義的寄托。中國文化自古就重視歷史經(jīng)驗的記錄和總結(jié)，生當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覺承擔起了這樣的責任。但在過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實屬僭越。所以孔子要說：“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過，孔子的修史卻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過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之矣！”這兩段話雖說出自孟子的記錄，但卻是歷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來，學者紛紛有撰文論證《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實，《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歷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馬遷的話可以作為一個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洞呵铩肺某蓴�(shù)萬，其指數(shù)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洞呵铩分�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jīng)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quán)。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來，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記錄了已然的歷史，而是記錄了應然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