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記

我們也就是T.克里斯汀·米勒與肯·阿姆斯特朗從不同渠道接觸到這個故事，然后在調查過程中偶然相遇。
米勒在一家專注于獨立調查報道的新聞機構ProPublica工作。2015年，他正在撰寫一系列關于警方在強奸案調查中所犯失誤的報道。他寫到了FBI建立的數據庫ViCAP，以及它在建成后幾乎被忽略的事實。他還報道了警方未能阻止達倫·夏普（Darren Sharper），這位前職業(yè)橄欖球明星終被證明在4個州強奸或企圖強奸9名女性。在報道這些故事的同時，他聽說另一名連環(huán)強奸犯馬克·奧利里在科羅拉多州被抓獲，這歸功于各機構跨轄區(qū)的出色合作。為了介紹這項完成出色的調查，米勒開始在丹佛市郊區(qū)進行報道。
與此同時，阿姆斯特朗住在西雅圖，并任職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roject），一家從事刑事司法報道的非營利性新聞機構。當地報紙曾報道過瑪麗的訴訟案，他由此得知了她的案子。但瑪麗從未同意接受媒體的采訪。如同林塔警司一樣，阿姆斯特朗也只能想象瑪麗被指控撒謊時的感受。林塔就是對林伍德警方開展同行審查的那位性犯罪調查員。阿姆斯特朗主動聯系瑪麗，問她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經過7個月的郵件和電話溝通，瑪麗終于同意了。從2015年春天開始，阿姆斯特朗和電臺節(jié)目《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制片人羅賓·塞米恩（Robyn Semien）一起采訪了瑪麗、佩吉、香農、梅森警司等人。阿姆斯特朗還收集了林伍德市警方的記錄，以復盤一項出了錯的調查。
2015年夏天，米勒開始報道奧利里案的華盛頓州篇，并聯系了瑪麗的律師H.里士滿·費舍爾。費舍爾告訴他一件記者都不愿意聽到的事情：已有另一位同行也在報道此事。新聞行業(yè)比警察部門更有地盤意識，所以這個發(fā)現引起了我們兩人雇主的一些不滿。但我們倆選擇合作。我們將各自寫的兩半編織成一篇完整的報道將出了錯的調查與正確完成的調查聯系在一起。2015年12月，我們發(fā)表了12000字的長篇報道《一樁難以置信的強奸案》（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對比了華盛頓州與科羅拉多州警方所做的調查，并描寫了瑪麗因此受到的情感創(chuàng)傷。2016年2月，《美國生活》播出了疑惑剖析節(jié)目（Anatomy of Doubt），探討針對瑪麗的懷疑是如何開始并傳播的。正如艾拉·格拉斯（Ira Glass）在開場白中所說：人們發(fā)揮了同理心，卻弄錯了。然而，在完成了這兩篇報道之后，我們依然覺得還有更多內容要講。我們想追尋強奸受害者經常面對的懷疑論的歷史根源，以及導致一些警探誤入歧途的錯誤假設。我們想剖析馬克·奧利里并介紹在他落網背后的一系列執(zhí)法人員。我們想把瑪麗的案子放在全國的背景下，說明如此可怕的遭遇并非瑪麗獨有，還有其他受害者也有相似的經歷。因此，才有了本書。
在報道的過程中，我們對于那些愿意和我們談論如此痛苦經歷的人們產生了欽佩，佩服他們的堅定意志�，旣愅�意接受采訪，因為她相信，她的經歷越為人所知就越不可能重演。佩吉和香農同意接受采訪，是希望別人能從她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林伍德市警方的各位也是如此，包括萊德警長、孔海姆警司，以及負責偵辦此案的梅森警司。
我們也試圖采訪前林伍德市警探杰里·里特加恩，但沒有成功。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回復說，對于林伍德警方被描寫成欺凌瑪麗（林塔警司的報告中使用了欺凌一詞）他感到不安，他說任何這樣的描述都與事實相去甚遠。當受害者向警察撒謊，然后通過媒體撰寫的帶有偏見的故事來尋求關注時，你們就會將案件寫得聳人聽聞，而不是說出完整的真相。如果你們想要我提供關于事情經過的完整的真實的講述，包括詢問、取證等，必須和我簽訂有償支付合約。我們告訴他，我們不會付錢給受訪者。
在撰寫強奸案時，我們經常發(fā)現自己要在各種相互抵觸的客觀目標之間尋找平衡。例如，描述攻擊行為時，我們試圖用足夠的細節(jié)來表達奧利里令其受害者們遭受的恐怖。但同時，我們也希望避免無謂的描寫。在寫到奧利里的受害人時，我們努力隱瞞那些能夠幫助辨別她們身份的細節(jié)。（所以我們提到莎拉在教堂唱詩班唱歌，卻沒有透露是哪座教堂。）然而與此同時，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把被他侵犯的女性寫成真實的、可辨認的人，而非漫畫人物；這就要求提供一定程度的細節(jié)。另一個挑戰(zhàn)涉及措辭。在本段和書中其他地方，我們用受害者這個詞來指代瑪麗和其他被奧利里襲擊的女性。有些受到傷害的人但絕非全部更喜歡幸存者或勝利者這樣的稱謂。我們選擇使用受害者這個常見的詞語作為一般描述。但我們知道，有一位被奧利里侵犯的女性并不認同這個詞，所以我們避免使用這個詞來具體地、單獨地提及她。在描述奧利里的攻擊行為時，我們還試圖避免任何讓人聯想到雙方自愿性行為的用詞例如，將撫弄一詞改為猥褻。
按照保護性侵受害者匿名性的通常做法，我們在本書中對人物姓名做了一些改動。我們指名而不道姓地稱呼瑪麗生活中的人她的朋友、家人和其他人。對于受害人以及后來被洗脫罪名的嫌疑人，我們一般選擇使用化名，或者在瑪麗案中選擇她（不使用的）真實的中間名。如果受害者選擇公開身份，我們會披露她的真實姓名。對于警察、檢察官、法官和其他公職人員，當然還有罪犯馬克·奧利里，我們引用的是他們的全名。
在本書的寫作和報道過程中，我們始終嘗試注意潛在的盲點。本項目中的一個潛在盲點也許是性別問題：雖然絕大多數性侵受害人是女性，但我們（兩位作者）都是男性。幸運的是，我們能夠求助于參與本項目的以及我們生活中的諸位女性。瑞秋·克萊曼（Rachel Klayman）和艾瑪·貝瑞（Emma Berry）是我們的編輯�；使诔霭嫔绲呢撠熑耸悄�莉·斯特恩（Molly Stern）。我們還找了其他女性讀者（包括我們的妻子）來審稿，并提供意見。我們也聯系了創(chuàng)傷和性暴力領域的專家。這些真誠地為我們提供反饋的專家包括：達特新聞與創(chuàng)傷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行政主任布魯斯·夏皮洛（Bruce Shapiro），制止暴力侵害婦女國際組織首席執(zhí)行官喬安妮·阿爾尚博，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兼性侵犯研究領軍人物麗貝卡·坎貝爾。
后，瑪麗也同意幫助我們檢查文稿的準確性，并知會我們是否有段落或細節(jié)弄錯了，以及有沒有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加重了她所受到的傷害�，旣惥邆浞欠驳捻g性。她的慷慨精神和她對善行的理解也是如此。她充分理解讓人們了解她的故事并加以傳播所能產生的積極影響。我們希望我們已經公正地講述了她的故事，如有任何遺留的錯誤都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