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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與翻譯》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導論，概述話語分析和翻譯學的諸多方面，旨在為讀者勾畫出一幅比較宏觀的圖景以及這兩門學科之間的切合點。第二章將話語分析的言語行為模式與翻譯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幫助回答譯者如何使用語言來“做”翻譯。言語行為模式下的話語分析重點是語境，通過話語所表達的言語行為往往因語境的不同而體現(xiàn)出不同的含義。第三章語境與翻譯可以幫助區(qū)分話語的字面意義和隱含意義。第四章討論譯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盡量地把作者／話語意圖傳達的隱含意義翻譯出來。然而，制約譯者對話語理解的主要因素就是話語的連貫性，而連貫的話語主要通過各種銜接手段得以實現(xiàn)。

    話語分析就是對使用中的話語進行分析（Brown&Yule，1983／2000：1）。但是，人們對這一術語的界定至今存在分歧，其原因就是對“話語”的解釋源于不同的學科，包括話語的理解模式和分析方法所涉及的各種學科，如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Dijk，1985），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話語分析的繁雜性及其難以界定性并非缺點，相反，它有益于本學科自身的發(fā)展，對其他各學科領域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翻譯與話語分析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兩者因涉及共同的研究對象而相互聯(lián)系；又因研究方法和側(cè)重點的不同而相互區(qū)別。話語分析主要研究構成語言體系的各成分之間的關系，而翻譯研究則在此基礎上強調(diào)兩種語言轉(zhuǎn)換中各種制約因素的互動關系。本書將話語與翻譯結(jié)合起來研究，旨在探討話語分析的主要研究對象，如言語行為、語境、銜接與連貫、主述結(jié)構、視角、會話分析、語域分析、體裁分析、跨文化交際、批評性話語分析等對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的啟示。
    本書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導論，概述話語分析和翻譯學的諸多方面，旨在為讀者勾畫出一幅比較宏觀的圖景以及這兩門學科之間的切合點。第二章將話語分析的言語行為模式與翻譯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幫助回答譯者如何使用語言來“做”翻譯。言語行為模式下的話語分析重點是語境，通過話語所表達的言語行為往往因語境的不同而體現(xiàn)出不同的含義。第三章語境與翻譯可以幫助區(qū)分話語的字面意義和隱含意義。第四章討論譯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盡量地把作者／話語意圖傳達的隱含意義翻譯出來。然而，制約譯者對話語理解的主要因素就是話語的連貫性，而連貫的話語主要通過各種銜接手段得以實現(xiàn)。

    1.2.2 中國翻譯史簡述
    據(jù)有關史料記載，我國最早的翻譯活動在夏商時期便已存在。在我國古代，不同民族之問在相互交往的同時便已開始了簡單的口譯活動。書面翻譯活動始于周代。不過，早在漢朝成立之前幾百年，發(fā)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興起于公元前6世紀）開始通過翻譯傳人我國，佛教文化被引進后逐漸地融入了我國傳統(tǒng)的儒道文化。
    在漢代，為了滿足我國佛教信徒日益增長的需求，大量的佛經(jīng)從梵文譯人中文。隋唐時期迎來了我國古代翻譯的第一次高潮。這一時期從事翻譯的活動者大多為出家的和尚，他們主要從事佛經(jīng)翻譯。初唐時期的高僧玄奘就是該時期的著名翻譯家之一。他長途跋涉，歷經(jīng)17年到印度研究佛學，滿載著佛經(jīng)返回中土。玄奘翻譯了多達1335卷佛經(jīng)，其長度據(jù)估計相當于基督教《圣經(jīng)》譯文的84倍。玄奘在其翻譯實踐中遵循著“忠實、易懂”的原則，力圖最充分地利用直譯和意譯的優(yōu)點。到了北宋，佛經(jīng)翻譯已日漸式微；到了元朝，翻譯活動更少。
    明末清初時期，從事翻譯的人員逐漸增多。他們主要從事旨在譯介西方科學技術的翻譯活動，其翻譯作品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這一時期的重點在翻譯實踐，而忽略了對翻譯理論的探討。到了清朝末期，大量的西學譯介在諸多方面對我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翻譯作品不僅豐富了我國的文學形式，而且還擴大了我國人民的視野，使之更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更重要的是，通過翻譯引進的西方思想意識觀念，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的知識分子與激進主義者，使他們投身于改革當時業(yè)已病人膏肓、腐朽的社會的行動之中。嚴復（1853-1921年）就是這一時期的著名翻譯家。他翻譯了大量優(yōu)秀的歐洲政治與社會科學著作，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論》。他在該譯本的序言中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這一標準至今對我國翻譯實踐與理論探討還有極大的影響。這一時期譯界就翻譯理論的探討主要是圍繞著嚴復先生的三字標準而展開，但論爭的核心是直譯與意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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