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南研究是區(qū)域研究的重要領域，江南文化以及江南儒學是江南研究的應有之義，但江南文化的研究卻要晚起很多，而江南儒學則完全是剛剛起步。這一現象一方面表證了認識的由表及里存在著一個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認識者主觀上的盲區(qū)。我們希望這本關于江南儒學的著作，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fā)學界對于江南儒學給予長久而深切的研究興趣，使江南儒學的研究成為江南研究、儒學研究、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研究，乃至面向未來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關于江南儒學的研究雖然是才開始，但在江南的儒學研究卻一直是學術重心所在，研究成果不斷。江南儒學與在江南的儒學，根本的區(qū)別應該是前者對后者的江南性的聚焦與揭明。當然，兩者有密切的關系。離開了在江南的儒學，江南儒學根本無從談起；但離開了江南性的關注，江南儒學也絲毫無必要提出。事實上，凡冠以區(qū)域稱謂的學術思想研究，無論浙學、吳學、皖學，甚或中國哲學、德國哲學，理應都是要在學上去彰顯所冠區(qū)域所具有的特性。

不過，江南儒學與在江南的儒學，兩者之間的分寸感是難以清楚界定的，因為江南性終究是呈現于在江南的之中。但是，如果研究者以此為遁辭而遮蔽或辯解江南性關注的不夠或不到位，那么終究又是認識上的問題，主觀的或客觀的，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本書中，上述問題顯而易見。一方面，在江南的儒學研究作為既有的學術研究，獲得了非常明顯的接續(xù)，甚至重復；另一方面，儒學的江南性研究雖然已獲自覺的關注，但落到具體的研究中又總是容易忽略。

上述困境引發(fā)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區(qū)域性研究，尤其是非整體性的區(qū)域性研究，而是某一專門領域的區(qū)域性研究，如江南儒學的研究。提出這個問題，乃因我們習慣于從中國的名義來研究某一專門領域，仿佛如此便代表了中國，而將某一區(qū)域性研究視為低一層級的，從而根源上就隱含著某種自蔽與不足。殊不知，從更廣的視野看，中國的，同樣是一個區(qū)域性的指稱。標示這一問題，其實還是為了反思我們自己在研究中所體會到的困境。如果冠以中國的名義可以引來誰代表中國的質疑，那么降低一個層級，或幾個層級，即便是某一個體，邏輯上同樣具有什么代表它的問題。

這些問題事實上構成了我們進行江南儒學研究的一系列前設問題。對這些問題，雖然無法給出明晰的回答，但卻促成了這本書現在的樣子。在首章，著重說明江南儒學的提出、指義與時段，希望對江南儒學建立起一個整體性的框架，并試圖呈現出一點江南性的思考。二至六章，分述江南儒學的孕生、唐宋變革與江南儒學的崛起、明清江南儒學的演化，以及江南儒學的現代探索，其間就明末江南儒學與西學專辟一章。照理講，江南儒學的現代探索應該涉及既深且廣的西學問題，何以不在這一部分處理與西學的問題，而偏偏放在明末？也許正是所涉既深且廣，因而有深層次上避重就輕的考慮，但在自覺的層面上，選擇明末江南儒學與西學的相遇，更是希望能在一個不復雜的關系中更清楚地理解江南儒學。舉此一例，便概其余�？傊�，如何能夠揭明江南儒學的構成與演化，又擺脫因追求系統(tǒng)完整性而失之表象化或簡單羅列，這是本書所希望的，至于結果，卻又總是令人不夠滿意的。其中遺憾的是，在江南儒學的孕生一章中，沒有能夠就孫吳、東晉，以及南朝宋齊梁陳的六朝江南儒學作一個專題研究，這個時期的儒學正在經學、玄學、義學的交融中，發(fā)生著重要的思想演化并影響著生活。希望后續(xù)的研究能補上這一缺憾，并不斷深化對江南儒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