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作者和作品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博士基于心理學方法的科學性和普遍性，在心理方面的研究本質上聚焦于我們獨立的人格，因此他的研究又被稱為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psychology）。個體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具體的、特定的、獨特的人，而且其內容是從我們遇到的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孩子身上真正學到的東西。

個體心理學對現代心理學重要的貢獻在于，它解釋了心靈的各個側面是如何聚集起來為個體服務的，以及人所有的能力和努力是如何指向同一個目的的。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夠接觸到人的理想、困難、努力和挫折，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每個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生動畫面。在這種協(xié)調一致的想法中，我們可以獲得某種結果，盡管它只是一個初步的結果。但在此之前，還從未有過如此嚴謹而又適用的方法，可以跟蹤這一多變、難以捉摸的現實人類心靈的變化。

盡管阿德勒認為科學乃至智力本身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我們還是會發(fā)現他被其過往和同時代的同行們掩蓋了的獨特貢獻。因此，研究阿德勒與精神分析運動的關系是非常有必要的。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先來簡單地回顧一下啟發(fā)精神分析運動的哲學思潮。

整體而言，現代心理學普遍認為無意識（unconscious）是一種重要的記憶生物記憶。但是，弗洛伊德作為個研究歇斯底里癥的專家，認為關于性生活的成功或失敗的記憶是排在首位的，也是幾乎重要的。榮格（Jung）作為一位極有天賦的精神科醫(yī)生，試圖通過揭示超個體（super-individual）或種族記憶（racial.memories）來拓寬這一狹隘的觀點。他認為，超個體或種族記憶不僅具有與性的記憶同等的能量，而且它們對生命的價值更高。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醫(yī)生，阿德勒把無意識的概念與生物學的現實更加牢固地結合起來。基于初的精神分析受訓背景，他用了很多分析記憶的技術，使凝合的情緒狀態(tài)變得更加清晰和客觀。但他也指出，每個人的記憶圖式（scheme.of.memory）都是不同的。個體并不是圍繞著同樣的核心動機（例如性）而形成無意識記憶的。在每一個個體中，我們都會發(fā)現，個體用一種個性化的方式從所有可能的經驗中選擇其獨特的經驗。這種選擇方式的原則是什么？阿德勒的回答是，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跟需要（need）有關的個體意識，是一種需要得到補償的特定自卑。似乎每個心靈對整個身體的現狀都是有意識的，而且不眠不休地堅持專注于彌補它的缺陷。

因此，小人物的一生可以被解釋為以某種方式獲得直接成功的努力過程，一位聽力障礙者的一生可以被解釋為補償喪失的聽覺的努力過程。當然，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因為一個有缺陷的系統(tǒng)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指導思想，而在人類生活中，我們不得不與想象中的自卑與幻想搏斗，但即便是這樣，原則都是一樣的。

性生活因為不能控制所有活動，而主要受到情緒的支配，這些情緒又是由個人的重要經歷塑造的，因而它完全吻合那些重要的努力框架。因此，一個弗洛伊德式的分析雖然真實描述了一個特定生命歷程的性發(fā)展結果，但它只是這一意義上的真實診斷。

如今，心理學次扎根于生物學。心靈的傾向性以及思維的發(fā)展，似乎一開始就被彌補生物的缺陷或自卑的努力控制了。一切特殊的事物，或有機生命體都是這樣產生的。這一原則是人和動物共通的，也許對植物也一樣適用。物種的特殊稟賦被認為是經歷了與環(huán)境有關的缺陷和不足，并通過行動、生長和構造成功地彌補了這些缺陷和不足而發(fā)展出來的。

補償作為一種生物學原理并沒有什么新的含義，因為人們早就知道，身體的某些部分為了補償其他部分所受的傷害會過度發(fā)育。例如：一個腎臟停止工作了，另一個腎臟就會出現特異發(fā)展，直到它承擔了兩個腎臟的工作；如果出現了心臟漏跳，那么整個心臟都會變大，以彌補工作效率；而當神經組織遭到破壞時，鄰近的另一種組織就會努力承擔起神經功能。眾所周知，整個生命體為了滿足某種特殊工作或努力的需要而進行的補償性發(fā)展是過度的。但是，阿德勒博士首先將這一原理作為基本概念從身體轉移到了心理上，并證明了它在心智發(fā)展中所起的作用。

阿德勒不僅向醫(yī)生，而且向普通大眾，尤其是教師推薦個體心理學的學習。心理學文化已然變成一種普遍需要，即使在大眾反對的情況下也要堅決提倡。大眾反對是因為現代心理學對患有精神疾病或承受精神痛苦的個案有一種非常不健康的關注。的確，精神分析的文獻揭示了現代社會核心和普遍的人性的邪惡。但現在的問題并不是反思我們的錯誤，而是要從中學到東西。我們一直在努力生活，仿佛人的心靈不是一種現實，仿佛我們可以無視心靈的真相而建立一種文明的生活。阿德勒并不建議人們系統(tǒng)學習精神病理學，而是提倡對社會和文化進行切合實際的改革，使之與積極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相一致。他在這方面做出了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但如果我們太害怕真相，這一倡議是不可能實現的。對人生目標的清晰認識對我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我們沒有對所犯的錯誤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就無法獲得這種認識。我們也許不想了解丑陋的事實，但我們對生活的認識越真實，就越能清晰地認識到使生活受挫的那些真正的錯誤，就像當光線匯聚到一起時，陰影將變得更加清晰一樣。

對人類生活有益的積極心理學，并不能從心理現象中推導出來，更不能從病理表現中推導出來。它還需要一些規(guī)定性的原則，而阿德勒并沒有回避這種需要。他認識到，這些原則仿佛具有的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它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生活的邏輯。

為了了解這種原則，我們就要繼續(xù)評估與之相關的個體的心理。一個人的內心生活與公共生活的關系在三種生活態(tài)度中是可以區(qū)分的，這三種態(tài)度是他對社會、工作和愛的一般反應。

從他們對整個社會對任意他人和對所有人的感情中，男男女女可以知道他們擁有多少社交的勇氣。自卑感總是表現為社交中的一種恐懼感或不確定感，無論其外在表現是膽怯的還是蔑視的，是緘默的還是過度焦慮的。不管是與生俱來的懷疑或敵意，還是未知的謹慎或掩飾的欲望，當這些情感在社會關系中影響到個人時，人們通常都表現出同樣的逃避現實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抑制了人們的自我肯定。一種理想的或者正常的對社會的態(tài)度是假設人類是平等的，而且這種假設并不是牽強附會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任何地位上的不平等都不會改變這種假設。社交的勇氣取決于這種作為人類大家庭成員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也來自個人生活的和諧。一個人可以通過他對鄰居、家鄉(xiāng)、國家和其他民族的感情，甚至通過他在報紙上讀到所有這些東西時的反應，推斷自己的心靈以自身作為根基時有多么安全。

一個人的工作態(tài)度跟他在社會中的自我安全感密切相關。一個在職業(yè)生涯中獲得了物質和特權的男人，也必須符合社會需求的發(fā)展邏輯。如果他對弱勢的感受或對社會差異的反應太過強烈的話，他就無法相信自己的價值會被認可,他甚至不會為獲得這種認可而工作；相反，他會為安全感活著，只為金錢或利益工作，而抑制自己通過提供可靠的服務帶來的價值感。他將永遠害怕提供或要求得到好的東西，因為害怕它們可能會無法實現�；蛘咚�可能總是發(fā)現自己在經濟方面停滯不前，盡管這種生活是他自己喜歡的，但他沒有考慮所做的事是否有用或能否贏利。在上述兩種情況下，不僅這個社會沒有得到好的服務，他個人也會感到非常不滿意，因為他沒有獲得真正的社會意義感。現代社會充滿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不成功的人，他們處于與自己職業(yè)發(fā)展的公開沖突中。他們沒有職業(yè)信仰，還把社會狀況和經濟形勢歸咎于公平問題，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沒有足夠的勇氣為自己爭取好的經濟利益。他們要么害怕主張自己有權獲得自己真正相信的東西，要么對于向社會提供那些社會確實需要他們提供的服務感到不屑。所以，他們獲取回報的時候常常表現出一種個人主義的，甚至毫不光明磊落的精神和態(tài)度。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社會組織中有很多錯誤，那些下定決心要提供真正的社會服務的人，除了存在判斷錯誤的可能性之外，還常常要面臨強烈的反對。但是，那種竭盡全力的奮斗感正是個人所需要的，也是社會可以受益的。如果一個職業(yè)無法提供戰(zhàn)勝困難的體驗，而僅僅是與困難妥協(xié)，那么人們是不可能熱愛它的。

第三種生活態(tài)度，即對愛的態(tài)度，決定了性愛生活的過程。如果前兩種對社會和對工作的生活態(tài)度都得到了恰當的調整，那么后一種態(tài)度就會自己出現。但如果前兩種態(tài)度是扭曲的和錯誤的，那么后一種態(tài)度就不能脫離它們而自我革新。雖然我們可以思考如何改善社會關系和職業(yè)生涯，但集中思考個人的性問題幾乎肯定會使問題變得更糟。因為性往往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一個在普通的社會生活或職業(yè)生涯中受挫的心靈，在性生活中的表現就像是在試圖獲得它在其他方面沒有得到表達的那種補償。這實際上是我們理解所有性行為的好方式，無論它們是否會使個體被孤立、使性伴侶被貶低或使本能以任何方式被扭曲。個人的友誼也是整個愛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位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認為的那樣，友誼并非是性吸引的升華形式，它們的關系恰恰相反。性是一種代表反抗的心理因素，性沖動是為了讓友誼更加親密，而同性戀則通常是愛無能的結果。

正如許多優(yōu)秀的詩人證實的那樣，我們賦予感覺的意義和價值也與性愛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對大自然的感覺，對海洋和陸地之美的反應，對形狀、聲音和顏色的重視，以及我們面對暴風雨和黑暗的自信，都與我們作為愛人的完整性有關。因此，有美感的生活，以及它對藝術和文化的所有意義，都是人們從社交的勇氣和實用性的智慧中獲得的。

我們不應該把共同的感覺看作很難產生的東西。它就像利己主義一樣，是自然而然、與生俱來的，而且作為一種生活原則，它擁有優(yōu)先權。我們不必去創(chuàng)造感覺，而只需去釋放壓抑它的地方。這就是我們所實踐的節(jié)約生命能量的原則。如果公共汽車司機、鐵路工人和送奶工在沒有非常本能的同感的情況下也能像現在這樣提供服務，那么他們一定會被懷疑具有高度的神經質。坦率地說，壓抑感覺的是人類心靈的巨大虛榮心，而且，這種虛榮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在阿德勒之前沒有一個專業(yè)的心理學家能夠證明它，盡管一些藝術家已經猜到它無處不在。很多小記者或商店售貨員都有野心，很多偉大人物的野心就更不用說了，但這些野心足以導致一個大天使的墮落。每一種使人與生活的接觸變得痛苦的自卑感，都用一種神一般的假設激發(fā)出了很大的幻想，直到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幻想變得如此膨脹，以至于都不能通過在這個世界上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來平息它，而是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并讓自己成為這個新世界的神。這種對人性深處的揭示已經得到了證實，而且這種證實不是來自那些有實際抱負的案例的研究，而是像拿破侖那樣的案例，它們是從消極抵抗、拖延和裝病的案例研究中得來的。因為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了一個無法主宰現實世界的人感受到的痛苦，而且無論對自己有多么不利，他們都拒絕與世界合作。他們這么做，一部分是為了在一個更狹窄的領域內稱霸，另一部分則是出于一種非理性的感覺，即如果沒有他的神一般的幫助，真實的世界總有一天會崩潰，并縮小到和他感知的世界一樣大一。

那么問題就來了，當我們知道人類心靈中有這種過度的虛榮心，而且我們也不敢僅僅因為假設自己是神奇的例外而增加這種虛榮心時，我們應該怎么做呢?阿德勒的回答是，我們應該對我們所有的經歷保持一種特定的態(tài)度，即一半一半（half-and-half）的態(tài)度。我們對正常行為的理念應該是，允許世界、社會或我們所面對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自己是平等的。我們不應該去貶低我們自己或我們的環(huán)境。但是，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半是正確的，我們就應該同等地肯定我們自己和他人。這種態(tài)度不僅適用于與其他心靈的相處，也適用于我們對雨天、假期或我們負擔不起的舒適感的反應，甚至適用于我們對剛剛錯過的公共汽車的反應。

正確理解的話，這既不是對困難的理想化，也不是令人不舒服的謙卑感。這實際上是一種精彩的價值假設，即宣稱與其他生物擁有同等的真實性和全能感，不管我們會遇到怎樣特殊的情況。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擁有的真實性和全能感少于其他人所擁有的，那就是一種虛假的謙卑感，因為我們所做的任何接觸所產生的結果，實際上有一半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方式。作為自己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應該肯定自己在每件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所起的作用。

對于職業(yè)發(fā)展來說，這往往是一個特別難的忠告。因為在事業(yè)方面，人們要面對更多赤裸裸的現實，這些現實往往比社會生活中通常允許出現的多很多，而且，我們幾乎不可能使一個人的目標與這個無序世界的狀況完全一致。如果一致的話，事實上就意味著承認這個世界的真實狀況（即它原本的樣子）才是這個人真正的問題所在，也是適合這個人的行動范圍。勞動分工本身是合乎邏輯的，也是有用的，但它使得狂妄自大的人犯了不平等、不一致和不公正的錯誤，從而使我們生活在一種經濟很難維系的混亂中。在這種瘋狂的狀態(tài)下，秀的人也往往很難持續(xù)地反思自己，讓自己既承認現實，又努力改變現實。通過一些內在的借口，他們要么默認這種混亂，要么致力于表面的補救，卻回避了真正的問題。有時，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生活不可避免地會被一些本質上骯臟的東西污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態(tài)度會使他們變得自負、傲慢，而且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態(tài)度是不道德的。很少有人想到，正確的方法是使處于同種職業(yè)困境中的人結成聯盟，賦予他們應有的尊嚴，把這種聯盟作為一種社會服務并加以改進。這是能讓個人真正與其經濟能力相匹配的方式。那些對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情況抱怨多的人，很多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把工作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項功能加以重新組織，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抨擊破壞工作的無政府個人主義。我們是從個體心理學中推導出這一點的，作為一項至高無上的命令,每個人的責任是努力工作，以使自己的職業(yè)（不管是什么職業(yè)）融入一個組織，融入一段友誼，或者融入一個有著強大合作精神的社會團體。如果一個人不想這么做，那么他的心理狀態(tài)可能是不穩(wěn)定的。的確，現在在很多行業(yè)，完成這樣的任務都是非常困難的。更為根本的是，所有的努力應當趨向于某種整合之中。因為一個人的工作永遠無法解放他的精神力量，除非他非常努力，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這種努力可以表現出他的整個生命能量，而且，他不僅要把職業(yè)生涯看成一個行政單位，從中他可以有自己的獨立行動，而且要把職業(yè)生涯看成一個立法單位，他在其中可以對自己的方向有一些主導權。在一個人的職業(yè)生活中，一半的價值在于承認現實，還有一半的價值在于同現實做斗爭，而實現這種斗爭的現實的方法必然是與人合作。

個體心理學的教學原則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確的，但如果沒有社會組織的實際工作，這些原則就是無用的。上文提到，個人在職業(yè)生涯中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他的整個社會功能。一個人的社會功能包括他對國家和人類活動的積極參與，也包括對家庭活動的積極參與。有一種議會是不休假的，它的決議所有成員都要遵從。你會在學校、市場、海洋和陸地上的每一個地方遇見它，因為它是人類的議會（the parliament.of.man），其中交換的每一個詞語或眼神，不管是禮貌的還是相互指責的，不管是智慧的還是愚蠢的，在人類事務中都有一定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有興趣讓這個廣泛的大會更加團結，討論更加容易理解，因為除了通過它的反饋，我們誰也無法獲得真正的人類存在感。當這種大會和平舉行時，我們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都將得到提高，健康和財富都會有所增加，藝術和教育都會蓬勃發(fā)展；但如果這種交談是有所保留的和可疑的，我們將會面臨工作上的失敗，人類將會挨餓，孩子將會失去活力。在激烈的紛爭中，我們數以百萬計地死去。它的一切法令，不管是影響我們的生死還是成長或衰敗，都植根于我們在生命的每段關系中對男人、女人和兒童的個人態(tài)度。

當我們客觀地面對所有心靈關系和相互責任時，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神經癥患者內在的混亂呢？這種混亂往往是由簡單地縮小興趣范圍，或者過度集中于某些個人興趣帶來的。神經癥是這樣一種原因造成的即認為其他人的生命和目標都不如自己的重要，因此失去了對任何其他生命的興趣。矛盾的是，一個神經癥患者常常有一個拯救自己和他人的宏大計劃。他足夠聰明，可以用夸大的幻想和慈悲的行為來彌補他在人類集會中真正感受到的孤獨感和無力感。他可能想要改革教育、消滅戰(zhàn)爭、建立兄弟情誼，或者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文化，甚至計劃加入有這些目標的社會組織。當然，他在這類目標中都失敗了，因為他與他人甚至整個生活的接觸都是不現實的。就好像他在生活之外采取了一種立場，并試圖用某種無法解釋的魔法來指導生活。

特別是伴隨理智主義的現代城市生活，為神經癥患者提供了無限空間，讓他用想象中的救世主補償自己實際上的不合群，結果卻造成滿是救世主卻互不搭理的一群人的解體。

當然，我們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并不是說個人應該放棄救世主的信念，事實上，對整個種族的未來負有一份責任的人是他自己。只是他有必要合理地看待自己拯救社會的力量，并從他自己的立場正確地看待以下事實：他需要對自己的人際關系和職業(yè)生涯給予應有的重視，把它們看作一個人具有的普通意義，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果一個人的人際關系或職業(yè)生涯是混亂的或錯誤的，那么原因就是他沒有在日常經驗中把它們視作具有普通意義的事物。毫無疑問，我們有時認為它們是重要的，但僅僅在個人感受層面上如此。

現代心靈的這種縮小興趣范圍的傾向，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想上，都是很難抑制的，因為它被一種統(tǒng)覺圖式（scheme of apperception）強化了。出于這個原因，除了極少數情況外，個人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他需要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與他人對話。把周圍環(huán)境和日�；顒涌醋魃�活的意義的想法，會使一個人立即與他自己的內部阻抗和外部困難發(fā)生沖突。他通常不能馬上理解這種沖突，其他人也不能準確估計，除非他們在做同一個實驗。因此，個體心理學的實踐要求學生們相互監(jiān)督，每個人都要作為一個整體被其他人評價。這種做法很難被提倡，因為它打擊了虛假的個人主義的根源。這種根源也是所有神經癥的基礎。然而，它是否會成功取決于整個精神分析的未來，這種未來是通過精神分析在診所和咨詢室之外對生活產生普遍的影響所帶來的。

在維也納，一些團體工作已經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成效。它在教師和醫(yī)生之間建立的合作機制徹底改變了某些學校的工作，建立了教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的平等，治好了很多有犯罪傾向的、遲鈍的和懶惰的孩子。減少競爭和培養(yǎng)勇氣可以同時釋放學生和教師的能量。這些變化已經影響到了周圍人的家庭生活，并立刻引發(fā)了一個疑問，即如何從心理上理解孩子。教育雖然肯定是個領域，但不應該是這些團體活動進入的領域。尤其是商業(yè)圈和政治圈，經歷著現代生活嚴重的困局，因此需要通過對人性的了解來激發(fā)活力，而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了如何認識人性。

正是因為這項為日常生活釋放新能量的工作，以及它的變革，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創(chuàng)立了國際個體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這項工作傳播的人類行為文化，可能會被誤認為是陳腐的道德，但它的實際結果和背后的科學方法卻已經開始出現了。阿德勒對個體問題社會本質的現實把握，以及他對健康和行為和諧統(tǒng)一的堅定不移的論證，比任何人都更像偉大的中國思想家。如果西方世界沒有過度利用他的成果，他很可能會被稱為西方的孔子。

菲力浦·梅雷（Phillipe Mai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