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在西學東漸、啟蒙救亡的社會背景下，近代中文報章蓬勃興起，中國文學與思想的傳播媒介和讀者接受方式發(fā)生了重大改變，一個以報刊為中心的文學和思想變革時代悄然來臨。1901 年底，梁啟超主持的《清議報》終刊號曾發(fā)文指出：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二十多年后，胡適在給高一涵等人的公開信中，將戊戌變法時期的《時務報》、新民運動時期的《新民叢報》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視為代表三個時代乃至創(chuàng)造了三個新時代的一代名刊。前者指出了世紀之交報章之興之于文體之變的重大影響；后者道出了報刊傳播媒介在引領國民思想啟蒙和語言文體變革的時代思潮中所發(fā)揮的關鍵作用。晚清至五四時期，中文報章（包括白話報刊）之興與散文（包括應用文）文體新變，形成了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界和文壇波瀾壯闊、眾聲喧嘩的熱鬧景觀，構成了中國語言文體古今演變史上極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20 世紀的個年頭，清光緒二十六年，歲在庚子，孟春時節(jié)，寓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梁啟超在清政府愈禁而流布愈廣的橫濱《清議報》上，發(fā)表了自檀香山寄來的《汗漫錄》一文，首次提出文界革命問題，并以日本政論家德富蘇峰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報章政論文為師法的榜樣。兩年后，隨著風靡一世的《新民叢報》的創(chuàng)刊與流行，以近代報刊和洋裝書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文界革命，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股浩蕩的時代潮流，而為時流所日日昌言。20 世紀初年，以日本和上海為策源地，以近代中文報章為主陣地，以留東學子為作家主體，晚清一代新型知識分子廣泛參與其中的文界革命，創(chuàng)作出一批批門類眾多、實績顯著、時代反響巨大、歷史影響深遠的新體文章，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其流布由東南沿海口岸城市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并隨著科舉考試內容的改革而侵入全國教育界，致使萬千士子趨之若鶩，八股文遭到滅頂之災。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一代新文化人倡導文界革命的根本動因，在于限度地實現(xiàn)播文明思想于國民的啟蒙目標，造就一代具有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新型國民，為創(chuàng)建一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奠下基石。晚清文界革命的范圍，是旨在播文明思想于國民的著譯之業(yè)，其作家主體為有別于傳統(tǒng)士大夫文人的近代新型知識分子（包括以留東學子為主體的革命派知識分子），其語體是一種向歐化和白話開放的改良文言，其文體具有創(chuàng)新性、試驗性與探索性，其大方向符合言文合一的語文革新趨勢。晚清的白話報潮流和白話文運動，則在改良白話語體文體方面做出了多向度探索。晚清時期的文界革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