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秦成功應對利基公司周轉(zhuǎn)危機，對于其他商業(yè)困境的適用性或許有限。但李秦在那種無法重復的境遇下大膽而及時的反擊并非一時興起或虛張聲勢。我相信，無論何種領域，遇到什么難題，他的思考過程對于今天最具創(chuàng)新力、最成功的商界人士來說都并不陌生。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我曾擔任管理顧問，后來成為商學院院長，對那些取得驕人業(yè)績的優(yōu)秀領導者展開調(diào)研，試圖找到貫穿他們成功的主線。近六年來，我曾采訪過五十多位這樣的領導者——有些訪問已長達八小時——確實找到了這條主線。除了創(chuàng)新能力和領導素質(zhì)之外，這些成功人士至少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就是傾向于而且善于同時衡量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在從容淡定中不左不右，最終的抉擇通過綜合二者優(yōu)勢而達成。“整合思維”是我概括這一思考過程所用的詞語一或者更準確地說，“權衡和綜合”——是所有杰出企業(yè)及其領導人的顯著標志。
    在訪談中聽聞那些思維敏捷的領導者如何應對職業(yè)生涯中的困惑和瓶頸時，我找到了一個能夠形容他們思維動態(tài)的恰當比喻。整合思維者在紛雜中理清思路權衡對比的技巧讓我想起了人類靈活的手。眾所周知，人類區(qū)別于幾乎所有其他生物的身體特征之一就是和其他指頭對置的拇指。因為具備了拇指和其他四指對握的能力，所以我們能夠完成各種高難度動作——琴棋書畫、穿針引線、精雕細琢、手術行醫(yī)。如果沒有對置的拇指，這一切都將成為不可能。
    漫長的進化過程賦予人類不可多得的潛能優(yōu)勢。如果潛能不得以更好的開發(fā)和錘煉，便會出現(xiàn)浪費和倒退。我們在學習寫字、縫紉、繪畫或打高爾夫時，對置拇指的使用同時鍛煉了肌肉和頭腦。如果無法實現(xiàn)對置的可能性，身體機能及相應的認知能力就不能得到開發(fā)。
    同樣地，我們同時可容兩種對立想法的思辨頭腦也是與生俱來的。通過權衡，可以找到優(yōu)于兩者的新思路。如果只能考慮單方面的想法，也就稱不上是思辨的頭腦，更無法得出綜合的見解。正因為我們能夠通過不斷的練習開發(fā)拇指的對置能力，那些看似復雜的動作才變得輕而易舉；所以我認為頭腦的思辨能力也是可磨煉的，這樣就可以解決那些看似毫無頭緒的難題。我們對問題的解決方案很難都像李秦得出的那樣絕妙周全，但兩種選擇都屬雞肋的情況確實常見。如能合理運用思辨頭腦，跳出非此即彼的怪圈，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原本意想不到的途徑。
    關于人類思維的這一顯著特點，我并非第一個發(fā)現(xiàn)者。六年前，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將“頭腦中同時存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想法而繼續(xù)思考的能力”定義為“一流智商”。從這有分量的四字短語中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認為只有智商達到最高境界的人才能掌握運用思辨頭腦推陳出新的能力。
    菲茨杰拉德的定論似乎匆忙了些。本書中的案例人物都具備一流智商這點不假，同樣關鍵的是，在緊急關頭權衡決策還需從容淡定。而我的觀點近于另一位思辨頭腦領域的學者，托馬斯·錢伯林（1887至1892年擔任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校長，學者，博物學家）。1890年他提出“多重可能假說”（multiple Workina hypotheses）概念，作為對當時盛行的科學方法論“可能假說”（working hypothesis，即科學家通過試錯法和試驗論證單一概念的有效性）的發(fā)展。在世界著名權威期刊《科學》雜志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錢伯林寫道：
    假設只有一個，經(jīng)思索論證得出的說明性概念應該也只有一個。但充分的論證通常涉及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經(jīng)由不同比例融合于一個結論之中。因此真正論證過程必然是復雜合成的。這樣的復合論證過程因多重假設方法論的應用而大行其道，并成為其主要的優(yōu)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