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芮沐先生文集序

恩師芮沐先生今年冥壽110歲，我們眾弟子在大師兄程信和老師的號召之下，分頭各處廣泛收集先生發(fā)表過的文章，集成一冊，以紀念先生壽誕，感謝先生再造之恩。
先生早年留學法國和德國，精通多國語言。先生1935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是《論實證法與自然法的關系》。在先生獲得博士學位50年后，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還為先生頒發(fā)了榮譽證書。我們有幸找到了先生的德文論文并翻譯過來。
先生1938年回國后曾在重慶中央大學、昆明西南聯(lián)大任教，1945年至1947年受邀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做訪問學者和任教，1947年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任教。那時先生風華正茂，發(fā)表了許多文章。1948年先生的《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一書出版。同年，先生還編輯了英文的《法學比較方法論及案例》 (Materials and Cases for Comparative Legal Method)。在《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這本專著中，先生總結了法國和德國民法之內(nèi)容，以民國時期的民法總則和債編為主要脈絡，對民事法律行為理論進行了全面梳理。這本專著曾作為民國時期法學教育的參考書，讓當時正在做學生的湯宗舜、郭壽康、陳光中和林欣等青年人受益匪淺，這幾位先生后來都成為了國內(nèi)著名法學家。先生的這本專著后來分別于2002年和2003年由我國臺灣地區(qū)的三民書局和大陸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再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舊法統(tǒng)廢止，蘇聯(lián)法律教科書引進國內(nèi)，成為主流教材。在此期間，先生開始學習俄語，閱讀俄文法律原著。在1955—1959年間，先生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民事立法的發(fā)展情況》（《法學研究》1955年第5期）、《新中國十年來婚姻家庭關系的發(fā)展》（《法學研究》1959年第5期）。1956年，先生還主持編寫了北大法律系的“中國民法講授提要”。然而，隨著“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后來長達十年之久的“大化大革命”等的展開國內(nèi)進行的“三反五反”“反右”和“四清”，直到后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對敵斗爭政策”代替了法律，師生到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代替了課堂教學和科研工作，1976年以后大學才慢慢恢復正常教學工作秩序。
從1955年至1976年這20多年的時間里，先生從不滿48歲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68歲，本應是學者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時期，但那時國內(nèi)高校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幾乎都中斷了。除了曾參與翻譯《六次危機》（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聯(lián)合國與裁軍》（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等之外，我們很難找到先生這一時期的著作和論文了。先生家從北大燕南園小樓搬出，他也隨大部分北大教師一起，去江西省南昌市東郊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干校參加勞動。從干�；貋頃r，先生家住在蔚秀園宿舍樓一號樓的一個單元里。邵景春和我1982年跟先生讀碩士時，經(jīng)常騎自行車出北大西門，過馬路進入蔚秀園，再走到最里面一排宿舍樓一層的那間單元房里，聽先生的教誨。
1977年全國高校恢復考試招生，1978年全國高校統(tǒng)考招生，停止了十幾年考試招生的大學開始恢復正常的教學和科研秩序。根據(jù)我國經(jīng)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先生在我國率先提出了要建立“經(jīng)濟法”和“國際經(jīng)濟法”兩個新學科。1978年9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北大招收全國首批經(jīng)濟法專業(yè)研究生，程信和等成為先生的首屆研究生。1979年，先生在給研究生講課的基礎上，整理出《美國與西歐的“經(jīng)濟法”和“國際經(jīng)濟法”》一文，并以“申徒”為筆名發(fā)表于《法學研究》1979年第5期。聽過此課、讀過此文初稿的程信和大師兄說：“這是當時中國法學界最有分量、最有影響的一篇經(jīng)濟法學專論。” 1980年北大經(jīng)濟法學本科開始招生，該專業(yè)也是先生親自設計的。先生自1985年開始招收國際經(jīng)濟法的博士研究生，邵景春和我有幸成為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以后他又連續(xù)指導了11屆博士研究生，最后一屆的張智勇博士現(xiàn)在已成為北大法學院國際經(jīng)濟法學科的負責人。
新學科建立后，先生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編寫教科書和教學參考資料。他主編了《國際經(jīng)濟條約公約集成》及其續(xù)編，以及“國際經(jīng)濟法系列叢書”（先后出版了《知識產(chǎn)權的國際保護》《國際貨物買賣法》《歐洲聯(lián)盟的法律與制度》《國際環(huán)境保護公約概述》和《國際稅法》）。
自改革開放以來，先生澎湃的思潮如錢塘江大潮般奔涌而來。作為民法學者出身的導師，除了就我國民法立法提出真知灼見之外，先生還提出以“國家”為主體的經(jīng)濟法和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經(jīng)濟法，這是非同尋常的。這是他從國內(nèi)實際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和現(xiàn)代跨國生產(chǎn)及貿(mào)易活動中，長期觀察法律主體的變化而提出的。這也是他經(jīng)歷數(shù)十年沉淀后的深思熟慮之見，而非像現(xiàn)在一些人那樣每天都要冒出一些主觀臆想的新詞兒。20世紀80年代初，國務院成立了經(jīng)濟法研究中心，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顧明同志擔任主任，聘請先生擔任副主任。通過參與國務院各部委的經(jīng)濟立法的討論，先生理論結合實際，使得經(jīng)濟法和國際經(jīng)濟法新學科的理論更加完善。除了1979年的《美國與西歐的“經(jīng)濟法”和”國際經(jīng)濟法”》之外，先生還撰寫了多篇關于“經(jīng)濟法”和“國際經(jīng)濟法”的中外文文章，我們都收錄在了文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先生1995年在《法制日報》發(fā)表了《國企改革中的幾個法律問題》一文，他那時已經(jīng)87歲高齡了。我們做弟子的都非常感嘆，真是太了不起了！
先生年逾古稀仍筆耕不輟，直至去世之前仍在撰寫書稿。遺憾的是，先生的書稿在他去世之前未能完成。我們節(jié)錄了先生的部分書稿，以作紀念。
先生100歲華誕時，他和師母周先生出席北大法學院為他舉辦的慶祝活動，致公黨主席羅豪才老師前來致辭。那天還有幾位80多歲和90多歲的老學生代表發(fā)言。先生和師母坐在臺上，目光炯炯，腰板挺直，神采奕奕，一直堅持了2個多小時。在場的100多位參加祝壽者對這位百歲老人如此旺盛的精氣神無比嘆服：真乃學者楷模��！
先生在2011年春患感冒低燒入住北大醫(yī)院。寧成師兄的夫人是該院的著名大夫，醫(yī)護人員為先生精心治療。但不幸的是，2011年3月20日，先生在睡夢中駕鶴西行，享年103歲。當時我正好在醫(yī)院，站在病床前，看著他安詳?shù)煤孟裨谒�覺一樣，我淚流滿面。2018年8月30日，師母辭世，享年101歲。遺憾的是，我那時在韓國開會，未能送師母一程。愿兩位世紀老人在天國相伴！
先生的一生都是為國家、為學術、為學生而活著的，他直到百歲依然在工作和思考。他是一位走過一個完整世紀以上的人，先后經(jīng)歷過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三個巨大歷史變革，他的博學與睿智，他的慎言與低調(diào)，他的思想深邃與目光遠大，他的正氣與堅毅都是同時代學者中出類拔萃的，并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很多人難以望其項背。
我作為先生的入室弟子，怎敢為先生的大作寫序？同門師兄弟多次囑我因時間關系不要再推脫了，這令我心中更加誠惶誠恐，久之不敢寫一字。近日同門師兄弟們已編輯文集就緒，并準備聯(lián)系出版，再次催我快點交稿。緊張之中，斗膽寫出以上文字，難免有錯，還請在天上的先生多多原諒，也請各位同門師兄弟們多多包涵。
本次編輯出版先生文集，除我們眾弟子之外，也得到了先生的子女和諸多親朋好友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學生吳志攀頓首2018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