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設置一種未盡此種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不利風險承擔作為結果，此即具體舉證責任的功能。具體舉證責任調整手段用盡仍不能解決事實認定問題時才產生證明責任裁判。自由心證尚未用盡，就簡單適用證明責任裁判，這實際上是一種規(guī)避事實判斷的精細作業(yè)而“向一般條款逃逸”的惰性行為。還應注意的是，“事實不能證明”并不一定是因為當事人未盡具體舉證責任，有時訴訟中對具體生活事實的證明并不存在問題，如所有的可能證據(jù)皆已提出，但將特定生活事實評價為法律要件事實的存在與否仍是一個復雜與困難的“法律適用”問題，這才是抽象證明責任分配的根本意義。
　　當然，具體舉證責任理論顯然將擠壓抽象證明責任理論的適用空間。德國學者曾宣稱客觀（抽象）證明責任適用于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與任何訴訟模式之中，①這未免過于武斷。其實普遍存在于不同時空司法中的只是證據(jù)短缺導致案件事實難以認定的模糊情況。而在我國古代，這種情形并未適用類似“證明責任”制度來加以解決。這一方面是，在“官司”中，糾紛雙方不是訴訟程序的主體，而只是證據(jù)提供者與案件處理對象，甚至是拷掠與糾問的對象，在事實不能認定時，不可能負擔所謂的證明責任；另一方面，中國法官被賦予超強的事實判斷權力，在古典司法判決中常以籠統(tǒng)的道德判斷來代替細致的事實甄別，甚至基于“罪惡糾紛觀”可對模糊案件不作事實判斷而“各打五十大板”。但在現(xiàn)代我國司法改革引入現(xiàn)代證明責任理論，以證明責任分配作為事實模糊案件的裁判方法卻被擴大使用甚至濫用。從歷史上的不存在證明責任制度到當前濫用證明責任裁判雖然顯得特別吊詭，但其實都是與我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相契合的。
　　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關于主體的思維的評判尺度方面，重視價值評判，忽視事實判斷，并且以道德判斷統(tǒng)攝價值評判，如此，就形成了中國人思維“以善統(tǒng)真”的認知評判原則。張岱年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核心部分是價值觀�！倍鴥r值觀的核心又是泛道德判斷。即以善惡、好壞、誠偽為標準淹沒或者取消以真?zhèn)螢闃藴实氖聦嵟袛唷Ｖ袊�人的觀念中不注重區(qū)分事實與價值問題。事實判斷時的“真假”或“是非”與價值判斷時的“善惡”或“好壞”本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但在國人的觀念中卻非常容易混同在一起（實際上“是非”一詞通常還是用于指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認定）。國人觀念中欠缺“求真”的科學精神，往往充斥著一種泛道德主義，因此也常以價值判斷來掩蓋或者代替事實判斷。例如在輿論傳播或實際訴訟中，以價值問題來掩蓋事實問題常常是一種很有效的策略。（想想彭宇案、錢云會事件�。┳C明責任問題就應當歸為法律適用問題，即屬價值判斷問題，但這一判斷方法本就應是作為最終的手段，即事實判斷優(yōu)先，但在我國卻常常在事實未能提供足夠證據(jù)或自由心證未能用盡時價值判斷即匆匆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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