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俄蘇文學經典評著·長篇小說”叢書，意義重大，令人欣喜。
　　這套叢書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紹到中國的近50種著名的俄蘇文學作品。1919年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對于中國俄蘇文學譯介同樣如此，俄蘇文學譯介自此進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響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套叢書的出版既是對“五四”百年的一種獨特紀念，也是對中國俄蘇文學譯介的一個極佳的世紀回眸。
　　叢書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格羅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國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面貌，內容精彩紛呈，藝術精湛獨到。
　　這些名著的評者名家云集，他們的翻譯活動與時代相呼應。20世紀20年代以后，特別是“左聯”成立后，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進步知識分子成了新文學運動中翻譯的主將和領導者，如魯迅、瞿秋白、耿濟之、茅盾、鄭振鐸等。本叢書的主要譯者多為“文學研究會”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如“左聯”成員就有魯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趙璜（柔石）、麗尼、周立波、周揚、蔣光慈、洪靈菲、姚蓬子、王季愚、楊騷、梅益等；共他譯者也均為左翼作家或進步人士，加巴金、曹靖華、羅稷南、高植、陸蠡、李霽野、金人等。這些進步的翻譯家不僅是優(yōu)秀的譯者、杰出的作家或學者，同時他們糾正以往譯界的不良風氣，將翻譯事業(yè)與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結合起來，成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這些譯者將目光更多地轉向了俄蘇文學。俄國文學的為社會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樣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救亡意識，同樣將文學看作療救社會病痛和改造民族靈魂的藥方的中國新文學先驅者的認同。茅盾對此這樣描述道：“我也是和我這一代人同樣地被‘五四’運動所驚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樣，從魏晉小品、齊梁詞賦的夢游世界中，睜圓了眼睛大吃一驚的，是讀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義的19世紀的俄羅斯古典文學。”魯迅寫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則高度評價了俄國古典文學和現代蘇聯文學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未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15年以來，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里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予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它在中國，也沒有出于這例子之外�！薄澳菚r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薄岸韲�的作品，漸漸地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到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濒斞赶壬�的這些見解可以在中國翻譯俄蘇文學的歷程中得到印證。
　　中國最初的俄國文學作品譯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聞見錄》的創(chuàng)刊號上刊載有丁匙良（美國傳教士）譯的《俄人寓言》一則。但是從1872年至1919年將近半個世紀，俄國文學譯介的數量甚少，在當時的外國文學譯介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國初年，中國的外國文學譯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國文學上，直到“五四”時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語）的俄國文學上來。這一點從譯介的數量和質量上可以見到。
　　首先譯作數量大增�！拔逅摹睍r期，俄國文學作品譯介在中國“極一時之盛”的局面開始出現。據《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統計，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印成單行本的（不計綜合性的集子和理論譯著）有190種，其中俄國為69種（在此期間初版的俄國文學作品實為83種，另有許多重版書），大大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占總數近五分之二，譯介之集中可見一斑。再縱向比較，1900至1916年，俄國文學單行本初版數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則為年均約十部，雖還不能與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顯出大幅度躍升的態(tài)勢。出版的小說單行本譯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主婦》（即《女房東》），屠格涅夫的《前夜》、《父與子》、《新時代》（即《處女地》），托爾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現身說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復活》，柯羅連科的《瑪加爾的夢》和《盲樂師》，路卜洵的《灰色馬》，阿爾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等。在許多綜合性的集子中，俄國文學的譯作也占重要位置，還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種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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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學的因素使然，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強烈地認同俄蘇文化中蘊含著的鮮明的民主意識、人道精神和歷史使命感。紅色中國對俄蘇文化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俄羅斯優(yōu)秀的音樂、繪畫、舞蹈和文學作品曾風摩整個中國，深刻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精神上的成長。除了俄羅斯本土以外，中國讀者和觀眾對俄蘇文化的熟悉程度舉世無雙。在高舉斗爭旗幟的年代，這種外來文化不僅培育了人們的理想主義的情懷，而且也給予了我們當時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種生活氣息和人情味。因此，盡管中俄（蘇）兩國之間的國家關系幾經曲折，但是俄蘇文化的影響力卻歷久而不衰。
　　在中國譯介俄蘇文學的漫漫長途中，除了翻譯家們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外，還有無數的出版人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甚至目了巨大的風險。在俄蘇文學經典的譯著中，我們常�？梢钥吹缴虅沼�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梢钥吹饺�聯書店的前身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名字。這套叢書中就有：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譯的肖洛霍夫的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譯的高爾基的小說《在人間》，生活書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揚和羅稷南翻譯的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新知書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譯的普里波伊的小說《對馬》，讀書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語今翻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暴風雨所誕生的》，新知書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生活書店1948年出版的、由羅稷南翻譯的高爾基小說《克里·薩木金的一生》。熠熠生輝的名家名譯，這是現代出版界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寫就的不可磨滅的一筆。這套叢書的出版也是三聯書店文脈傳承的寫照。
　　盡管由于時代的發(fā)展，文字的變遷，叢書中某些譯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譯名會與當下有所差異，但是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譯本有著獨特的價值。名譯與名著的輝映，使經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讀者也能從那些原汁原味的譯著中品味名著與譯家的風采，汲取有益的養(yǎng)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