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中國學家訪談錄(二)》源自海峽兩岸共同推進的“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計劃。該計劃通過采訪各國中國學家,了解其中國研究的路徑以及教育、家庭、文化等背景對其中國觀形成的影響,從而深入發(fā)掘各國中國研究的特點,構筑海外中國學研究體系。
《當代俄羅斯中國學家訪談錄(二)》收集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0位對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當代史、外交關系、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變革等有獨特看法的資深學者的訪談。
國外中國學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創(chuàng)和長期堅持的學科。
1977年,在已故著名學者孫越生先生的倡議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當時的情報研究所下設立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這是我國大陸地區(qū)第一個專門研究國外中國學的機構。該研究室成立后編輯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國外中國研究》叢書(1977)、《美國的中國學家》(1977)、《外國研究中國>叢書(1978-1980)等,帶動了我國學術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國外中國學(海外漢學)研究的發(fā)展。直至今天,這些出版物仍是我國學術界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面對20世紀80年代后國外出現(xiàn)的中國研究熱潮,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研究部開展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外的中國研究(院A類重大課題,課題負責人何培忠研究員)”,對20世紀80年代后的各國中國研究進行了全面梳理,并出版了專著《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2006),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外中國學研究又上一個臺階。
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和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學”在國外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顯學”。為了加強對國外中國學的研究,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院級非實體研究機構“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由汝信副院長、黃長著學部委員掛帥。此事引起國內(nèi)外學術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國外中國學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chuàng)立之后,雖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后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被撤銷,成為學術界的憾事。而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則被學術界看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啟這一領域研究的標志性事件,就連國外學者也因他們的研究開始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視而深受鼓舞,許多學者借來華的機會到研究中心訪問,做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2012年,出于進一步推動國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發(fā)展的考慮,中心更名為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后者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它更強調(diào)不同國家、地區(qū)中國研究傳統(tǒng)的多樣性及其比較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外中國學研究以資料積累豐富和對前沿研究狀況反應迅速見長,現(xiàn)已初步建成了“國外中國學家數(shù)據(jù)庫”、“國外中國學機構團體數(shù)據(jù)庫”、“國外中國學期刊數(shù)據(jù)庫”、“國外中國學論著題錄庫”和“國外智庫中國研究資料庫”等數(shù)據(jù)庫。2009年, “國外中國學研究”網(wǎng)站上線(后統(tǒng)一更名為國際中國學研究,網(wǎng)址為sinology. cssn. cn)。同在這一年,當中國社會科學院啟動新一輪重點學科資助計劃時,在院領導的關注下,“國外中國學研究”被列入“特殊學科(負責人何培忠研究員)”,使這一學科的發(fā)展有了一定的保障。2015年,在上一輪學科建設基礎上,“海外中國學研究”成功申報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扶持的40余個優(yōu)勢學科之一(負責人張樹華、唐磊),標志著該學科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2018年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批準信息情報研究院關于恢復國際中國學研究室建制的申請。這使得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內(nèi)從事國外中國學研究迎來了研究室、研究中心和學科三位一體的發(fā)展格局。
為繼續(xù)積累有利于國外中國學研究的基礎性資料,深化有關領域的研究,回應國外學術界的種種觀點,我們決定繼續(xù)組織“國際中國學研究叢書”(原“國外中國學研究叢書”)的編纂與出版工作。該叢書涵蓋面廣泛,有對國外中國學家治學歷程的描述,有對國外中國焦點問題研究的辨析,有關于國外中國研究學科發(fā)展歷史的記述,也有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直接譯介等。我們衷心希望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和廣大讀者關注本叢書的出版,獻計獻策獻力,使其成為我國學界研究國外中國學的一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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