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經學被取消一個世紀之後，恢復其學科地位已成大勢所趨。近幾年來，南北各大高校及研究機構對經學發(fā)生興趣的研究者，特別是青年研究者迅速增多，相關研究機構也不斷成立，逐漸改變了學術界的研究現(xiàn)狀。儘管形成這股潮流的動因頗爲複雜，不同參與者亦各有訴求，後果殊難逆料，但無疑會對未來的文化走勢産生深遠影響。

不過，倘從學術角度來看，經學到底如何發(fā)展還遠未成爲共識。由於經學與傳統(tǒng)政治相結合的歷史，有些人簡單把經學視作帝王之學，卻不知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形態(tài)都建立在某一知識體系之上，而在中國傳統(tǒng)皇權時代也有不同形態(tài)的政治經學或政治儒學存在。我們不能因爲納粹法西斯等極權統(tǒng)治建立在西洋哲學與政治學基礎上，便否定所有西洋學術。那種僅憑一己好惡來支持或否定經學的視角是不公允的，就像無論我們是否認同神學、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印度教或佛學，都應該承認這些是人類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

當然，對於傳統(tǒng)經學已經存在過的某些弊端，也應該給予充分的自我反省。譬如，章太炎曾特別提及傳統(tǒng)學術其失在於汗漫。汗漫的反面就是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或者乾嘉漢學所豔稱的家法條例。儘管清儒的家法條例之學本身不無可議之處，但學術應該講理、重視內在脈絡，卻無疑是不刊之論。經學真正應該遵守的家法條例是不僅要回到孔子，甚至還要回溯三代之前，應當如其所是地對經學這一長河溯源衍流，由此才能真正做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汗漫的首要原因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隨著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的設置，經學本身成爲利祿之途。司馬遷所謂自天子王侯，天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於是一切以利祿爲訴求者，皆以孔子傳人自居，這與戰(zhàn)國縱橫家、雜家薈萃群言以謀利祿的作風極似。但戰(zhàn)國時代諸子自由講學，諸侯也大都對各種人才表示尊重，只有秦人曾欲逐客，被李斯暫時諫止，但很快也便實現(xiàn)了政治壟斷學術的所謂秦政。漢承秦制，惠帝四年（前191）挾書律方纔廢止，重新進入諸子自由講學的時代。這是漢代最有生氣的時期，武帝之能開疆拓土，以及並時文化的繁榮都是建立在這一基業(yè)之上，並非武帝本人有多少雄才大略。相反，武、昭之由盛轉衰卻與其好大喜功關係密切。從某種意義上説，武帝之表彰六經尚屬對秦代嚴苛之政的扭轉，但其罷黜百家卻使諸子之學失去了生機。經學雖因慣性依然保持了部分活力，尚未形成後世某一意識形態(tài)獨尊的局面，但因爲子學的衰微，失去了外在刺激而越來越流於信仰化。那以後，凡是新的經學形態(tài)重新崛起的時代，都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文化中輸入了新鮮血液，一是現(xiàn)實中君權因失範而暫時回到自由的局面。清代許多人把漢代經學的繁榮視作武帝的功勞，但不妨思考一下，從學術角度來看，漢代哪一經學形態(tài)不是此前便已經産生了的？經學的廣泛實踐乃是此前學術發(fā)展之果，此即漢人所謂經世致用，切不可倒果爲因。

這種汗漫當然是外鑠的，是經學生存的土壤所致，扭曲了經學本身對道或真理的訴求。另外還有幾種問題卻與經學自身的思維方式有關。

首先是因爲時代性與恒常性的張力所導致的困難，這是神學、佛學等宗教形態(tài)與經學共同的問題，非經學所獨有。這種學術侷限於經學的歷史性無法自拔，其弊也固�；蚩讨矍髣�，膠柱鼓瑟，以某一歷史上的經學形態(tài)包打天下，並反對經學可以有任何新的發(fā)展；或者認爲經學已死，早已與當下的時代無關。《論語》：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毋固，可以與此相參。

其次是對經典的附會。六經是孔子對上古三代天道人事的隱括，這一理想的政教系統(tǒng)涵蓋了宇宙人生的各個層面。隨著不同時代社會及政治結構變化，許多新的學術及政治形態(tài)都試圖援引經典來進行自我證明。許多證明充其量只是一種自我宣示，缺乏內在理據(jù)。這種自我宣示把附會經典變成一種簡單的心理安慰，追求真理不必是艱辛的勞作。這種思維的變種就是無所不在的口號哲學，其弊在淺。從對經典的理解而言，孔子所言毋意，庶幾可以當之。

與附會相似的是一種門面哲學，門面哲學起於斷章取義。斷章取義的最初用意是通過賦詩斷章，即觀象的方法，以微文見意，本來是周代貴族相互交往中高雅精神的體現(xiàn)。這就是周人的言語之學。但當這種言語藝術缺乏了交往中的誠意之後，卻極可能變成相互恭維的口佞之徒。所以孔子要特別提出，放鄭聲，遠佞人。又説：剛毅、木訥，近仁。佞人用經典中君子聖賢的境界恭維普通人，於是人人以有德君子自居，而忘記了小人即常人之義。門面哲學發(fā)展到極致，便是中國獨特的面子文化，其弊在僞。附會與門面，也是學術汗漫的兩個來源。

還有一種經學是把自身限定爲一種文獻考據(jù)之學。經學因此失去溝通天人、穿透古今的力量，其弊在小。把經學單純理解爲一種政治學説者亦然。此略當孔子所言毋必。

除此之外，另有一種師心自用之學，略讀經綸，稍有所得，便以爲道在我矣，於是仰首雲天，勇於實踐，其弊在狂。歷史上王安石、張居正之學，貽害不淺。此孔子意必固我之我。

凡有所向，皆有所弊。六經皆有其弊，故《禮記·經解》引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六經本身既已如此，經學何嘗不然。山珍海味雖可養(yǎng)人，倘不知節(jié)制，皆可成穿腸毒藥。學術研究不能祗是表現(xiàn)爲某種情懷，需要直面真理的勇氣，這是當下所謂傳統(tǒng)文化復興中，尤其需要警惕的現(xiàn)象。真正的經學對此至少應該具有某種自覺�！洞髮W》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最後應該説明的，本輯出版得到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資助，並列入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工作的一部分，謹此特致謝忱。

鄧秉元

201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