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為碩士研究生開設“文明論”課程以來，我一直堅持研究文明和中國民族文化的關系。我后來發(fā)現(xiàn)，實際上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因為，只有從哲學的高度才能真切理解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關系，把哲學的思維方法應用到跨文化研究中的確是一種新的探索。在2007年申請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跨界民族與中國地緣安全研究”的時候，我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知識結構的優(yōu)勢在于“跨哲學與跨民族”的文明理論建構，把關于文明的哲學思考與中國跨民族的文化政治研究結合起來，形成對跨界民族和中國地緣安全的獨特認識角度。承擔了這一課題后，我把文明與跨文化研究作為課題研究的理論基礎，加以提升和系統(tǒng)化，完成了本課題中期研究計劃，同時，我也把具體的跨界民族和周邊國家關系的研究作為理論的應用和深入，完成了本課題的前期成果《東蒙史述與周邊關系》。
事實上，文明和跨文化的實質和最終結果就是“認同”，不管是文化認同，還是民族認同，還是國家認同，其基礎就是對文明類型和跨文化差別的理解與確認。從人類發(fā)展史看，不同的文明類型之間事實上存在高低之分，這是導致跨文化交流的客觀因素，因為，人類不自覺地會向往更高的文明類型。然而，當幾大文明類型的界線明確以后，文明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就趨于激烈，跨民族之間的交流也就在激烈的世界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沖突中不斷演進和變化，導致跨界民族認同的危機。這應該就是“跨界民族與中國地緣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論問題。
但是，關于跨界民族的認同意識研究，屬于文明和跨文化研究的進一步成果，也就是說，在完成理論研究和具體應用研究之后，才接近跨界民族和中國地緣安全的核心問題。不過，作為學術研究的探索，也是作為與最終研究成果的一個銜接，我更愿意在這里談談關于“跨界民族認同意識的心理適應度”，這完全是從《文明與跨文化新論》的研究中獲得的一個新的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