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叢書編委會由著名作家陳忠實擔任名譽主任,著名學者張豈之擔任主任,并由國內(nèi)傳統(tǒng)文化研究界的十數(shù)位著名學者方光華、尚永亮、張君安等擔任編委。 本叢書在確立國學在現(xiàn)代理工科技教育的創(chuàng)新價值與價值的基礎上,總結(jié)長期以來,尤其是學校近些年興辦國學相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平臺、專業(yè)與學科、課堂教學與課外跟進的積極經(jīng)驗,探索一套具有前瞻性、創(chuàng)新性和推廣價值,又效能充分的理工科院校人才培養(yǎng)模式。以系列課程體系及教材為載體,構(gòu)建科學、系統(tǒng)、現(xiàn)代的理工院校國學教育教學體系與教材承載系統(tǒng),并通過后設過程檢視建立成熟的專業(yè)教育與國學教育相匹配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 本書為叢書之《諸子經(jīng)典導讀》,為理工院校學生了解先秦諸子的經(jīng)典篇章以及理解典籍的文化內(nèi)涵提供簡明的導引和準確的導讀。
《理工院校國學通識教育系列教材:諸子經(jīng)典導讀》:
另外,“非樂”和“節(jié)葬”雖然更多的是被理解為墨家的藝術(shù)觀和喪葬觀,但其與墨家的政治、經(jīng)濟思想主張也有內(nèi)在精神上的一致性!胺菢贰敝饕槍Ξ敃r貴族統(tǒng)治者為滿足自己的享受所從事的音樂活動。為這種活動專門制作樂器、選拔大批年輕的演奏者等行為,墨家認為不僅會加重人民的負擔,還會影響生產(chǎn):“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非樂上》),“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非樂上》),“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保ā度q》)墨家也反對與樂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的周禮:“俯仰周旋威儀之禮……諸加費不加民利者,圣王弗為!保ā豆(jié)用中》)
“節(jié)葬”是反對厚葬久喪的惡俗,并對此提出嚴肅的批評:今“王公大人有喪者,日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薄笆雇豕笕诵写,則必不能早朝晏退,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nóng)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纴”(《節(jié)葬下》)。長此下去,“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非葬下》)。墨家提倡古圣王的“節(jié)葬之法”,即“衣三領(lǐng),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發(fā)泄,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節(jié)用中》)。
此外,“天志”、“明鬼”與“非命”是墨家的宇宙觀。墨子提出的“兼愛”學說,沒有像孔子仁愛思想那樣的心理基礎,故必須從外在尋找依托——天志,即掌握自然規(guī)律!拔矣刑熘荆┤糨喨酥幸(guī),匠人之有矩。輪匠執(zhí)其規(guī)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日: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保ā短熘旧稀罚敖渲髦貫樘熘,而去天之所惡。日: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日: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天志下》)“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保ā短熘旧稀罚疤熘獠挥髧バ,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天志中》)
“明鬼”是尊重前人的智慧和經(jīng)驗。也有人認為墨家說鬼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說使人警惕,不行邪惡!肮胖裰疄楣恚撬,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保ā睹鞴硐隆饭砩衲軈f(xié)助主宰有意志的天,實行賞善罰暴,因為鬼神的能力超越一切常人:“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保ā睹鞴硐隆罚
“非命”是通過努力奮斗掌握自己的命運。墨子說,主張有命的人(即儒家)認為,“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非儒下》)。與“命”相對的是“力”。墨子認為個人的富貴以及國家的治安,都是由于人的努力(“力”),而不是由于什么預先決定的命運(“命”)。墨子是先秦思想家中第一個明確反對儒家的“命定論”,認為“執(zhí)有命是天下之大害”(《非命中》)。
總之,墨家思想反映了從宗法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的小生產(chǎn)者階層的二重性,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為后來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所繼承和發(fā)展,其神秘主義的糟粕也為秦漢以后的神學目的論者所吸收和利用。二、墨家與儒家
《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shù),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漢書·藝文志》亦云:“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yǎng)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边@種種記載都表明墨子曾跟隨周官史角的傳人學習周禮,“修先圣之術(shù),通六藝之倫”,即學習孔子之術(shù),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來逐漸對儒家的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背周道而用夏政”,舍掉了儒學,“法夏宗禹”,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墨家學派,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故墨家學派從一開始就是以儒家學說修正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所以其“兼愛”思想是針對儒家的仁愛思想而發(fā)的;其“節(jié)用”、“非樂”以及“節(jié)葬”的思想也是針對儒家學派過分注重禮儀而導致物質(zhì)財富匱乏的社會局面有感而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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