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論論太炎先生，曰“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業(yè)績的學問家”，無論何者為確，謂太炎先生之于近代中國為鮮有之關(guān)鍵人物，當無異議。

　　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以慕顧亭林之為人，遂改名絳，別號太炎，后竟以號行。先生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于中華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

　　先生生當季世，內(nèi)政隳頹，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訓，讀《東華錄》，民族主義思想萌焉；博涉經(jīng)史，不自外于時勢，乃漸有救國之志。初則主改良，入“強學會”，撰述于《時務報》，與康、梁為同道；庚子，斷發(fā)割辮，與清廷決絕，既而重訂《訄書》，作《客帝匡謬》、《分鎮(zhèn)匡謬》，一掃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復舊物”排滿革命為的矣。嗣后宣揚革命思想，累遭捕系而不殆。時國人思變，而康氏撰文累牘，以為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憲之說。先生以為大繆，奮筆痛駁保皇之非，斥皇帝小丑不辨菽麥，頌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時鄒容著《革命軍》，先生序而廣之。清廷大恐，起“蘇報案”，拘先生于獄者三年，而先生聲名益高矣。時人謂《訄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及《革命軍》出，人人皆言說革命矣。是先生于晚清思潮中，揚清汰濁，改良思想遂漸為世棄。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彌篤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獄，東渡扶桑，入同盟會，主筆機關(guān)報《民報》倡言革命，與康氏一脈相詰難。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潤而投身革命者，豈可數(shù)哉！先生又著《俱分進化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代議然否論》諸文，于革命力量之奮揚、帝制后之國體、建制諸事，皆有學理之探討，即“中華民國”之名亦出于先生。唏！民國之肇興，先生奠基之功鉅矣。其所論說雖未能盡行，然未可輕而忽之也。

　　民元既始，先生與孫、黃等不無異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時艱，而無錙珠之私也。洪憲竊國，先生復以反袁遭系，不得出戶者三載，絕食者再，當庭詬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無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歸。其時南北紛攘，國猶未安，乃奔走南北，游說四方，期中華之光復，冀黎民之安康。及國民黨北伐，先生復以政見不合，退隱滬上，弘道一隅，若無與于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嘗少懈也。繼而東北兵退，熱河不守，淞滬亟變，先生皆唱大義于天下；責張漢卿，助十九路軍，不廢實行。先生晚節(jié)昭昭，絕無纖毫之頹唐焉。

　　先生之學博而約，閎而邃，于經(jīng)、史、子、集及印、西諸學皆有獨得。舉凡古近政俗之消長，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圣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故黃季剛（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nèi)典玄言，闡晉康（唐）之遺緒；博綜兼善，實命世之大儒”，誠不刊之論也。

　　先生尤精于小學，學者謂為乾嘉正統(tǒng)派之殿軍。清之樸學，自昆山顧氏肇其端，后竟蔚為大國。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zhèn)�、沿革地理諸學漸為專門，學者茍通其一，即獲贊嘆，而先生乃能會而通之，上承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懷祖（念孫）、王伯申（引之）、俞曲園（樾）之緒余；下啟近代各專門學科之興盛。先生好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及繙閱大徐《說文》十數(shù)過，旳然見語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于文與字，不駐足于音同義同、音近義通、一聲之轉(zhuǎn)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進以探其源，即后世所謂以歷時觀念檢視本體也。其于音聲，亦不拘于同、近，創(chuàng)《成均圖》，明言對轉(zhuǎn)、次對轉(zhuǎn)、次旁轉(zhuǎn)，益合于音理及語言實際矣。至于發(fā)明孳乳、變易二例，尤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經(jīng)學之小學，一躍而為獨樹大纛之語言文字學。季剛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黃學派”之綿綿。

　　先生治經(jīng)，專尚古文，與康有為相頡頏。破燕齊方士怪迂之談，謂《春秋》乃史家之實錄而非萬世之圣經(jīng)；《易》明古今之變，史事之情狀見焉；《禮》、《樂》為周室法制，《詩》記列國之政，《書》之為史益莫須辨；孔子刪定六經(jīng)，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為史家宗主。然亦許孔氏以“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此其立意有別于康氏，而摧破之功則略同，經(jīng)學由是而遂失廟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于學術(shù)獨立，永葆中國獨有之史學也。先生之治史，繼浙東太沖、二萬一脈，尚博雅，切人事，而于明清易代之際，嘗三致意焉，先生論經(jīng)史之真意于斯可見矣。

　　先生亦措意于今所謂哲學者，其論周秦諸子、法相莊周之類是也。先生自敘：“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zhì)，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故先生不以樸學為極歸，進而上之，期于哲理之構(gòu)建有所成就。乃作《齊物論釋》，以釋氏法相之學釋莊生之書，“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自許為“一字千金”。著《國故論衡》、《檢論》，平章古今學術(shù)，如以西方名學解墨，明人性之不離于民族之類，皆能洞幽燭微，臻于圓融超邁之境。先生首唱“文學復古”，實即擬于泰西之文藝復興，而應機說法，“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以周秦九流之學復華夏之舊物，新中華之來日也。

　　先生之學，淹博閎通，而不能忘情于政治，故少年針砭之論，晚乃有駟不及舌之嘆。實則先生光復中華文物之志，條貫始終。晚歲講學吳門，如“子夏居衛(wèi)（魏），西河于以向?qū)W；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匪止此也，乃一則以挽頹風，厲薄俗，取顧寧人知恥、厚重、耿介之說，復揭必信一語，以圖治時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則以宣揚國粹，激勵種姓，以文史之學傳中國之命脈，國即亡而必復。嘗言：

　　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于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臨終，先生尚以為飯可以不食，學不可以不講，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墜于地為己任，發(fā)揚國之瑰寶為天職，其自任者重矣，遠矣。先生自謂“平生學術(shù)，始則轉(zhuǎn)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斯亦見其終以國運人事為第一要諦也。

　　先生講學卌年，門生遍天下，從游者各得其一體，皆為名家。承其小學者，黃季剛、錢玄同；繼其史學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學顯，吳檢齋以經(jīng)學鳴。余者自成一家者更仆難數(shù)。先生實亦下啟新文化運動者。健將如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輩，多嘗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論周秦諸子出于王官，平章歷代學術(shù)，實為近代學術(shù)史之濫觴；論有清之學，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吳、皖為二派，條析古、今之得失，為總結(jié)清學首出之作。其后劉師培、梁任公、錢賓四等繼之，雖勝義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籬……是先生開啟山林，后來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于學林后世者，豈可以道里計哉，先生者可謂近代之大師矣！

　　昔錢玄同挽先生曰：

　　纘蒼水寧人太沖姜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qū)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土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

　　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shù)于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卌年，期欲擁護民彝，發(fā)揚種姓，昊天不吊，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

　　是為得先生學術(shù)之精義，顯先生踐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偉，先生之學精，后之仰之者，有志于為國為學者，可不識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議，且列入國家古籍出版規(guī)劃。上海人民出版社榮膺此任，聚海內(nèi)英華，句讀校錄，費時多載，乃有《全集》八卷問世。惜非完璧，且囿于時空物力，不免于偶疏。先生文宗魏晉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學人時苦艱晦，難以卒讀，魯迅即嘗言其于《訄書》，“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覽。近歲先生文字選本漸多，實多本此；學林亦得藉以探賾先生之生平學術(shù)及近代之政局、學界之變遷。《全集》之功不可沒也。

　　雖然，時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為憾。先生及門，尚在者無多，前輩學人亦如晨星，董理編校之事，一似救寶物于屋火，豈可稍遲哉？三十年來，學界多措意于先生之事之學，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補其未備，此其時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啟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計劃，藉海內(nèi)外著名教育、研究機構(gòu)諸公之力，復得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qū)政府戮力褒崇鄉(xiāng)梓先賢，為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剞劂，后出轉(zhuǎn)精，必可期也。

　　昔予從陸宗達（穎明）先生習小學，承章黃一脈，于太炎先生宏論每有會心，獲益良多。迄今六十載，無時不以章、黃及其高足如穎師者之為學為人自勵，雖不敢以傳人自矜，要亦繼其志而張大其學。今蒙太炎先生哲孫章君念馳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謬愛，以《全集》之序囑予，憶先哲之諄諄，念來者之嗷嗷，敢不勉而為之。乃略陳所識先生行事、為學之衷心，祈于今于后，繼之者當念茲在茲之意，并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云。

　　繄！先生舍身求義于民族危亡、國粹陵替之際，后學拜誦校理則值民族復興、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傳民族命脈，國運必復之論，今也益見其先知矣。傳道于國運轉(zhuǎn)戾存亡之秋，承前啟后，逝者已矣；繼學于阜平安和之日，改舊立新，其待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