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學科既是中國近代政治史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同時又與中國近代政治史學科有所區(qū)別，有其獨立性。大致說來，中國近代政治史主要從革命史角度，探討和揭示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歷程；研究時段起于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迄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晚清政治史學科的研究時段雖然也起于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但迄于1912年的清帝退位；既研究晚清70年間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歷史，同時也研究清朝統(tǒng)治階級為維護其自身統(tǒng)治而采取的各種對策和活動，以及這一時期的官民、官紳關系，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政治派系和權力斗爭，新興政治力量的興起，政制、法律和軍事，邊疆治理，等等，研究內容極為豐富、龐雜。
　　但長期來，晚清政治史學科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始終處于模糊狀態(tài),只被當作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而失卻其獨立性。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底下，大致經歷了四個發(fā)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9-1966年新中國成立的頭17年,這是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起步階段。在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隨著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確立，形成“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的研究架構。所謂“三大高潮”，即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義和團反帝運動和辛亥革命。所謂“八大事件”，即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從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將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對象濃縮為“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固然有其不足之處，具有強烈的革命史研究色彩，不足以全面反映晚清政治史的豐富內容。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近代史學科根據(jù)反帝、反封建兩條主線為晚清政治史所確立的這一研究架構，確乎為晚清政治史的一個重要內容，很大程度客觀反映了晚清史與清前期和中期史的歷史區(qū)別，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圍繞“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這一時期國內學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國內學界為紀念一些重大歷史事件而舉辦的周年學術討論會或周年論文集，如太平天國100和110周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60周年、戊戌變法60周年、義和團運動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有力地推動了這一時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此外，中國史學會組織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1]，總計11種68冊，2550萬字，也對推動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起到了十分積極作用，迄今國內外研究晚清史學者仍蒙受其惠。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為第二階段，這是國內晚清史研究遭受嚴重挫折階段。1966年文革開始后，中國近代史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霸占的陣地而“被革命”，晚清政治史研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首當其沖，一些知名學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橫遭批斗，學術研究處于一片蕭颯之中。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數(shù)也是偏離學術軌道，淪為“影射史學”的奴婢和工具，表現(xiàn)出濃厚的文革元素，一部豐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硬被說成一部“儒法斗爭”史。例如，將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主張禁煙和改革的林則徐、龔自珍和魏源說成是法家的代表，將反對禁煙、主張對外妥協(xié)的穆彰阿、琦善等說成是儒家的代表；將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極力渲染成一場反孔斗爭，認為太平天國是農民階級反孔斗爭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將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清朝內部保守派與改革派和維新派的爭論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兩條路線斗爭；將一場反帝愛國性質的義和團運動硬說成是一場反孔運動，甚至還將義和團的“滅洋”舉動與當時的紅衛(wèi)兵造反有理聯(lián)系在一起；將辛亥時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關于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論戰(zhàn)說成是尊法反儒還是尊儒反法的斗爭，等等，學術研究橫遭踐踏。
　　1977-1990年為第三階段，這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空前繁榮階段。這一時期，隨著十年文革的結束和極左思潮被清算，學術研究得以恢復，并迎來空前繁榮局面，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與晚清政治史研究有關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為推動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和發(fā)展提供了組織和人才保障。其二、與晚清政治史研究有關的各類學術討論會不但得以恢復，并且頻頻舉行,規(guī)模和影響也愈來愈大，對促進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如1980年12月在吉林長春召開的首屆洋務運動學術討論會開啟了國內洋務運動史研究學術討論會的先河，并在整個八十年代形成兩年一會的傳統(tǒng)。又如198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70年，除由中國史學會和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在武漢共同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外，上海、湖南、廣西、浙江、四川、廣東、江蘇、安徽、貴州、云南、河南、山西、遼寧、寧夏等省市也先后舉辦紀念活動和學術討論會，將國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當年國內發(fā)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論文多達1200多篇，盛況空前。其三、圍繞晚清政治史上發(fā)生的八大歷史事件，不但發(fā)表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還分別出版了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如牟安世的《鴉片戰(zhàn)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0頁）；茅家琦的《太平天國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7頁）和《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53頁），王戎笙、龍盛運等著《太平天國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06頁），王慶成的《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華書局1985年版，644頁）；夏東元的《晚清洋務運動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49頁），徐泰來的《洋務運動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65頁），李時岳、胡濱的《從閉關到開放：晚清“洋務”熱透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頁）；孫克復、關捷的《甲午中日海戰(zhàn)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4頁）和《甲午中日陸戰(zhàn)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21頁），戚其章的《甲午戰(zhàn)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596頁）和《甲午戰(zhàn)爭與近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519頁）；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45頁），王栻的《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85頁），孔祥吉的《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頁）；廖一中等著《義和團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12頁），路遙、程歗合著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齊魯書社1988版，428頁），路遙主編的《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265頁），李德征、蘇位智、劉天路合著的《八國聯(lián)軍侵華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476頁）；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編的二卷本《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chuàng)立》（中華書局1981-1982年版）和金沖及、胡繩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5、1991年版），等等。有些有影響的學術著作雖然出版于90年代之后，實則主要工作完成于90年代之前。如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四冊）作為作者研究太平天國的集大成之作，雖然于199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實則完成于90年代之前，始撰于1958年，歷經31年。又如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務新政》雖然出版于2003年，實為80年代的一部遺作。總之，改革開放后的十多年（直至八九十年代之交）是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段黃金時期。
　　1991年之后為第四階段，這是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階段。這一時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繼續(xù)得到重視，并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隨著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基本臻于成熟，傳統(tǒng)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卻。例如，各類的學術討論會在進入90年代之后雖然繼續(xù)得到發(fā)展，但對學術界的影響卻有遞減之勢，有些則隨學術研究的轉向和發(fā)展而未能得到賡續(xù)，如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于1994年在福州舉辦第七屆之后即成絕響。而伴隨傳統(tǒng)政治事件史研究的冷卻，國內學界的研究同時也出現(xiàn)許多新的變化和新的特點，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從單純政治事件史的研究轉向問題史的研究，加強了政治史與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結合，呈現(xiàn)出多元化研究趨向。其二、從單純的革命史研究轉向加強對晚清現(xiàn)代化史的研究。其三、加強了對革命對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諸如清廷朝政研究、制度史研究、邊政和滿漢關系研究，等等。其四、開拓了“后事件史”的研究。這種后事件史的研究，具體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研究路徑：一是加強晚清政治史的學術史研究，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學術總結和回顧；二是加強了對一些重大事件的歷史意義和影響的再探討；三是受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影響，探討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構并被賦予意義，對傳統(tǒng)的歷史敘述進行解構。這些研究轉向有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而在進入21世紀后愈益趨于明顯。它們表明在經過近40年的研究之后，國內的晚清史研究已開始逐漸擺脫中國近代史學科和革命史研究的束縛，正在走上一門獨立學科的道路上。
　　作為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學術史，本書依據(jù)國內60年來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所走過的學術軌跡，對晚清政治史中的10個專題史研究分別做一回顧和總結。這10個專題史依次為：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史研究，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史研究，太平天國史研究，洋務運動史研究，中法戰(zhàn)爭史研究，中日甲午戰(zhàn)爭史研究，戊戌變法史研究，義和團運動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清末十年新政史研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10個專題史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許多專題的學術史即可單獨成書。為了在有限的篇幅，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這些專題史的學術成果和發(fā)展歷程，我們沒有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以人為中心”和“以書為中心”的“學案體”寫作方法，大體采取了“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科史學術寫作方法，并從縱橫兩個經緯度對各個專題史的研究進行學術梳理，既縱向揭示各個專題史在過去60多年里走過的歷程，也橫向對過去60多年里各個專題史研究中的重大學術問題和學術觀點做一展示，以期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本書的寫作得以完成，我要感謝姜濤、葛夫平、馬忠文、邱志紅、張海榮等五位同志的配合和支持，他（她）們分別承擔了本書的部分寫作任務。其中，第一、二、五章由葛夫平撰寫；第三章由姜濤撰寫；第四章由邱志紅撰寫；第六章由張海榮撰寫；第七章由馬忠文撰寫；第八、九、十章和前言由我本人撰寫。同時，我也感謝本所王建朗所長和科研處杜繼東處長的信任，將這一光榮任務交由我負責。另外，我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社趙劍英社長、郭沂紋總編的關心和鼓勵、督促和支持。
　　嚴格說來，書寫學術史是對前人學問的研究，它對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不但需要作者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還要作者具有敏銳的學識和良好的史德。盡管我們?yōu)楸緯�的撰寫進行了大量的閱讀，在學術史梳理過程中盡量做到客觀，但限于時間、篇幅及學識，掛一漏萬或評點不到位之處或在所難免。另外，作為本卷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雖然就本書的寫作內容和體例與各位作者做過溝通，提出過一些寫作建議，并在最后定稿過程中對文字有所增刪，但各章內容和觀點基本悉尊各位作者的寫作，不求統(tǒng)一或一致,它們代表了各位作者的識見。本書存在的不足之處還望相關專家學者及各位讀者鑒諒和海涵。
　　[1]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十一種具體如下：《鴉片戰(zhàn)爭》6冊，241萬字；《太平天國》8冊，226萬字；《捻軍》6冊，182萬字；《回民起義》4冊，139萬字；《洋務運動》8冊，322萬字；《中法戰(zhàn)爭》7冊，274萬字；《中日戰(zhàn)爭》7冊，301萬字；《戊戌變法》4冊，162萬字；《義和團》4冊，145萬字；《辛亥革命》8冊，322萬字；《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6冊，250萬字，雖然出版于1979年，但實際也在60年代初即已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