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經典》：
　　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處呢？這個問題，在略知學問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作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么叫做前車之鑒呢？他們又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昔人所為而得，我可以奉為模范，如其失策，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法戒”。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遠者且勿論。歐人東來以后，我們應付他的方法，何嘗不本于歷史上的經驗？其結果卻是如何呢？然則歷史是無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嘗不敗。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眾事的，事則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執(zhí)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根據(jù)于包含眾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舍事而求理，無有是處。所以我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它的性質。明白之后，應付之術，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個人，為什么會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人？譬如久于官場的人，就有些官僚氣，世代經商的人，就有些市儈氣，向來讀書的人，就有些迂腐氣。難道他是生來如此的么？無疑，是數(shù)十年的做官、經商、讀書養(yǎng)成的。然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亦是如此了。中國的社會，為什么不同于歐洲？歐洲的社會，為什么不同于日本？習焉不察，則不以為意，細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極為深遠復雜了。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著呢，安能盡記？社會上每天所發(fā)生的事情，報紙所記載的，奚啻億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報紙，業(yè)已不可遍覽，何況積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萬年呢？然則如何是好？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統(tǒng)都知道了，記牢了。我，為什么成為這樣一個我？反躬自省，總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嘗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統(tǒng)記牢呢？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數(shù)記得，只要知道“使現(xiàn)社會成為現(xiàn)社會的事”就夠了。然而這又難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詢問它的起源，我們現(xiàn)在，不知所對的很多。其所能對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
　　然則我們安能本于既往，以說明現(xiàn)在呢？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學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學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實。
　�。ǘ�）加以解釋。（三）用以說明現(xiàn)社會。（四）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往昔的歷史，是否能肩起這種任務呢？觀于借鑒于歷史以應付事實導致失敗者之多，無疑地是不能的。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呢？列舉起來，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開二十五史來一看，從前都說二十四史，這是清朝時候，功令上所定為正史的。民國時代，柯劭惠所著的《新元史》，業(yè)經奉徐世昌總統(tǒng)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現(xiàn)在該稱二十五史了。所記的，全是些戰(zhàn)爭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fā)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昔人稱《左傳》為相斫書；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為帝王的家譜；說雖過當，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單看了這些事，能明白社會的所以然么？從前的歷史，為什么會有這種毛病呢？這是由于歷史是文明時代之物，而在文明時代，國家業(yè)已出見，并成為活動的中心，常人只從表面上看，就認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會現(xiàn)象中最重要的一項了。其實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后，做了無數(shù)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現(xiàn)在講歷史的人，都不但著重于政治，而要著重于文化。
　　何謂文化？向來狹義的解釋，只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為不當，自無待論。說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則動物何以沒有文化呢？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于動物的。其異點安在呢？凡動物，多能對外界的刺激而起反應，亦多能與外界相調適。然其與外界相調適，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極有限，而且永遠不過如此。人則不然。所以人所處的世界，與動物所處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異的腦筋，能想出種種法子。
　�。ǘ�）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開，能制造種種工具，以遂行其計劃。（三）又有語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擴大的即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傳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傳之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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