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自由問題上，馮契先生認為，相對于西方哲學，中國傳統(tǒng)哲學更多地考察了自覺的原則，而對自愿原則則有所忽視，后者容易導向宿命論。馮契先生對正統(tǒng)儒學的宿命論傾向作了深入地分析。按馮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僅是倫理學的問題，而且也涉及美學。在美學上，馮契先生指出：西方人比較早地提出了美學上的模仿說（再現說）和典型性格理論，而中國人則比較早地發(fā)展了美學上的言志說（表現說）和意境理論。這些看法基于對中國哲學的長期沉思，將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層面。
　　關于中國近代哲學，有見于其劇烈變革的社會歷史前提，馮契先生研究的側重之點主要在于其“革命進程”。按照馮契先生的看法，中國近代哲學以“古今中西”之爭為其背景，具體圍繞著如下四個問題展開，即歷史觀、認識論、邏輯和方法論、人的自由和理想。這些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理氣（道器）之辯、心物知行之辯、名實之辯、天人之辯在近代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同時又受到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影響。隨著進化論的輸入，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開始拉開帷幕，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傳人，則使哲學革命由進化論階段發(fā)展到唯物辯證法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歷史觀與認識論的論爭逐漸結合起來，成為中國近代哲學發(fā)展的主線，最后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作了總結；邏輯與方法論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論爭，在中國近代未能作出系統(tǒng)總結，馮契先生由此提出了“進一步發(fā)展哲學革命”的問題。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中國近代哲學演進的脈絡，又將近代哲學的變遷與中國哲學的未來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使歷史的考察成為哲學重建的起點。
　　哲學史與哲學的統(tǒng)一，是體現于馮契先生哲學研究過程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以往哲學的考察，總是處處滲入他的哲學見解，而他的哲學思考，又伴隨著對以往哲學智慧的總結。這種總結，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智慧說三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