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范氏之論，言“作詩非緣樂，作樂必因詩”。證以《虞書》所言，頗為可信。《虞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笨资戏f達(dá)《正義》云：“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以此長歌為節(jié)，律呂和此長歌為聲。”據(jù)此樂由詩作，詩不因樂而作也。宋王普云：“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后以聲葉律，和而成曲是也。”惟范氏又言：“三百五篇，無非樂章樂譜�！眲t其言未晰。詩為樂詞而非樂譜；樂譜者聲律之謂。詩之所以不能歌者，正以聲律已亡，而譜不存也。
　　以上四家之說，皆謂三百五篇之詩，悉可人之樂章。惟其為說，則各有不同。馬氏謂“詩者貞淫正變之詞，樂者清濁高下之節(jié)”，是詩者文詞之謂，樂者聲律之謂。陳氏謂“樂與詩分為二教”，詩雖入于樂章，而詩自為詩，樂自為樂也。魏氏謂“詩有為樂不為樂之分，樂有正歌散歌之別；為樂之詩人樂為正歌，不為樂之詩人樂為散歌”。范氏謂“詩非緣樂而作，而樂必因詩而作”。是四說之不同者如此。然除魏氏之說，稍有凝滯外，其余要皆可以相通。以馬氏之說而論之：詩與樂判為二事，詩者文詞，文詞而不可謂樂也；樂者聲律，聲律而不可謂詩也。文詞所以達(dá)意志，聲律所以和節(jié)奏。溫柔敦厚，此文詞之所以能感物也。廣博易良，此聲律之所以能動人也。陳氏二教之說，與馬氏之說，原可相通。詩樂雖各自為教，而樂之所歌者，皆因詩之文詞，加以節(jié)奏：是范氏之論，與馬氏陳氏之說，亦不相背也。魏氏之說，雖稍有凝滯，而正歌散歌之說，足以補(bǔ)諸家之所不及。此四家之說，不可偏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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