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的哲學與政治主張均對立于新學，在文學價值觀念上亦有相當?shù)牟町悺３填U之所以說“作文害道”，是因為在他看來，要寫好文章就須“專意”，“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在他看來，“文亦玩物也”，如果專心用意于作文，則“志”就會局限在作文這一端，全部心志都傾注于作文，這就叫作“玩物喪志”，這種作文的方式類似于俳優(yōu)，因為寫文章的人“專務章句，悅?cè)硕�目”，與一心取悅?cè)说馁絻?yōu)沒有區(qū)別。同樣，學詩無用，因為“學詩須是用功”，而“用功”“甚妨事”，所謂“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純屬浪費時間，而枉費心力寫出來的詩實際上是一些無用的“閑言”，例如“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之類“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程頤這一番議論，內(nèi)在地隱含著一種更為極端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念，他并非反對一切“文”，而是反對那種跟理學家的義理觀念不相容的“文”。程頤說：“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文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三日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背填U將“文章之學”與“儒者之學”對立起來，認為人只應學習“儒者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