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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先生的代表作，十多年來，“政治儒學”一詞因此書而為中國思想界所熟悉，本次修訂了若干細節(jié)問題，并增補了盛洪先生所作的序言。全書論述了政治儒學的各個問題，對西方自由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等提出了深刻的批評。

第一章政治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另一發(fā)展路向
第一節(jié)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新儒學發(fā)展到現(xiàn)在，經(jīng)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人們一開始激烈反對，后來逐漸同情，最后認同接受。就連反對新儒學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新儒學是當代中國學壇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學術力量。新儒學對中華民族的精神貢獻可謂有口皆碑，功不可沒!但是，毋庸諱言,新儒學也存在著嚴重問題，受到來自學術界各個方面的猛烈批評。其中大部分批評都集中在新儒學同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關系上，即新儒學的外王問題上。這些批評有的根本不懂儒學，固無足論；有的則相當中肯，說到了新儒學的要害，不能等閑視之。但是，這些批評都是來自儒學傳統(tǒng)之外，其批評的目的并非是為了發(fā)展儒學，完善儒學，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所持之學高于儒學，儒學實不足取；或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研究客觀公允,四平八穩(wěn)，足以對新儒學的是非功過作一番所謂純學術的考察而已。這種從儒學傳統(tǒng)之外來批評新儒學所得出的論斷有的雖然有中肯之處，但在解決新儒學面臨的問題上則往往不得要領，甚至偏頗錯謬。因此，要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評新儒學，并正確地解決新儒學所面臨的問題，就必須從儒學傳統(tǒng)的內部來批評新儒學,即進行儒學的自我批判，發(fā)展新儒學，完善新儒學。下面，就分四個部分來進行論述。
(一)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
任何一種歷史上出現(xiàn)過的偉大文化，都必須包含著兩個部分：一是透顯出深植于人生命深處的天道性理；一是將此天道性理落實到人間社會，形成體現(xiàn)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猶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中國文化，甚至以出世為特征的印度文化都不能例外。如果一種文化只在人的生命深處透顯出天道性理而不能將此天道性理化為具體的文物典章制度，即不能在具體的文物典章制度中體現(xiàn)出天道性理的價值，這種文化就是殘缺不全的文化，這種殘缺不全的文化最后會因為得不到具體文物典章制度的滋養(yǎng)而衰萎死亡。這是因為個人的身心性命固然能支撐住天道性理,但支撐不住整個的人類文化，人類文化只有建立在內在生命與具體文物典章制度相結合的基礎上，即建立在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上才能存在。因此，歷史上出現(xiàn)過的所有偉大文化都曾積極地去制定文物典章制度，建立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創(chuàng)造出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但是,以此來衡量當代新儒家,我們發(fā)現(xiàn)，當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顯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將此天道性理落實到中國社會，因而不能在中國建成體現(xiàn)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鑒于此，我們不能不說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學面臨著衰亡的危險!用儒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仍然有可能成為“絕學”。這是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也是研究當代新儒學不能回避的最大課題，而要了解當代新儒學面臨的這一危機，就必須首先了解當代新儒學的性質。
當代新儒學，可以概括地稱為生命儒學或心性儒學,這是因為當代新儒學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生命與心性，用哲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個人的存在、形上的本體和以生命心性為歸依的抽象的歷史文化。這從唐君毅先生的代表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心體與性體》、《政道與治道》等新儒學的經(jīng)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茲不具引。新儒學關心生命心性，還儒學的本來之義，本無可厚非，但新儒學在關注生命與心性時，出于孤臣孽子的激憤心情，表現(xiàn)出了一種極端化的傾向，這種極端化的傾向使新儒學不能越出生命與心性一步，而是萎縮在生命與心性的領域內優(yōu)游涵泳，潛沉玩索，最終未能開出新儒學所希望開出的新外王。(牟先生在《政道與治道》一書中已經(jīng)看到新儒學最緊迫的任務是開出新外王,即“本儒家骨干轉出政道”，但牟先生以后的學術研究并未在此一問題上用心，而是為了“徹法源底”轉到了生命與心性上，新儒學開出新外王的一點契機從此熄滅，殊為可惜。)當代新儒學在生命與心性上表現(xiàn)出來的極端化傾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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