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拉瑟　聽從新聞良知的呼喚
　　楊瀾：從我現(xiàn)在所站的這個陽臺望下去，正好可以看到世貿(mào)中心的原址，六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廢墟的清理工作還沒有結(jié)束，而實際上9·11恐怖襲擊事件在美國公眾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巨大沖擊還要持續(xù)更長的時間。在9·11之后，有人對美國的媒體提出了這樣的質(zhì)詢，那就是媒體為什么沒有讓公眾充分地了解到外界對于美國的仇視，提出這樣質(zhì)詢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的傳媒精英之一——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首席主播丹‘拉瑟，他有著四五十年的新聞從業(yè)經(jīng)驗，曾經(jīng)因為報道諸多世界范圍內(nèi)的重大事件而引人矚目，我在CBS紐約的總部采訪了他。
　　楊瀾：2002年正好是尼克松總統(tǒng)1972年訪華30周年紀念。當時，您作為CBS新聞頻道駐白宮的通訊記者，跟隨總統(tǒng)一起去了中國。后來我讀到過一篇文章，文中引用CBS當時的新聞主播華特-克朗凱特先生的話說：“記者們哪兒去了？都觀光去了�！蹦�也是其中一員，對嗎？
　　拉瑟：在那次歷史性的訪問中，我們確實想游覽很多地方。坦白地說，當你打算寫一篇報道時，你都無法預想它可能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但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的中國之行不同。每個美國人以及全世界的許多人都明白，由于早期歷史的原因，那將是一次載入史冊的訪問，因此，這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人們沒有料到尼克松總統(tǒng)會這么做，這也是使這件事成為特大新聞的原因之一，每個人都意識到這是在創(chuàng)造歷史。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在中國走下飛機對一個美國通訊記者來說，就像是來到了另一個星球，一個遙遠的星球，我想所有的通訊記者都想，或者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知道時間將很快流逝，所以在我的雙腳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要盡可能地努力工作，盡可能地多獲取信息。
　　楊瀾：當時的一切都是新聞對嗎？每件事都很新鮮？
　　拉瑟：是的，每件事都很新鮮。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的時候，我是消息源記者小組的成員，代表其他記者在杭州等候總統(tǒng)的到來。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先生也在那里迎接他，而我碰巧就站在他旁邊。當時我并不認識他，只是遠遠地見過他。就在我們等候尼克松總統(tǒng)的時候，我們無意中聊起了中國的教育問題，聊起了他對中國教育的希望和夢想以及他對尼克松訪華將在短期內(nèi)產(chǎn)生的效果的看法。這次交談極大地改變了我對周恩來的看法，我以前從沒意識到——也許我應該意識到，他的學識是那么淵博，他對學校和教育問題是那么熱衷。那時候人人都知道毛澤東很睿智，但是周恩來的名聲還沒那么響，那次交談不僅改變了我對周恩來的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改變了我對中國的看法。
　　楊瀾：1997年您乘火車周游了中國，其中包括中國的內(nèi)陸地區(qū)，有些地方很多美國人都沒去過對嗎，那次旅行您有什么新發(fā)現(xiàn)嗎？
　　拉瑟：那次旅行太棒了，它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那次旅行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正在和時間賽跑，他們要將沿海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帶到內(nèi)地，這一點和我們美國的歷史有些相似。有一段時間我們也曾試圖開發(fā)內(nèi)部地區(qū)，試圖將它們帶入工業(yè)革命和農(nóng)業(yè)進步的新經(jīng)濟時代。因此在那次旅行中，我意識到中國正在和時間賽跑，而且有一些積極的因素表明，中國會贏得這場比賽的勝利，但是同時也有一些消極因素表明，在人口超過十三億的中國這個任務是多么的艱巨。
　　楊瀾：是的，昨天我住的飯店酒吧的服務員得知我是在香港工作的時候，他靠過來充滿同情而又認真地說：“哦，那里的政治局勢有多差！”這實際上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國的一個普遍看法，在美國只要一提起中國，媒體的報道總是集中在政治報道上，而且大多都是負面報道，一段時間以后，人們對于這個國家的總體看法就會失衡。
　　拉瑟：你的問題包含了很多內(nèi)容，我盡量簡單作答吧。第一，總的說來，美國人對中國了解不多，這其中有一部分責任在于報界、媒體，這一點我是不會為自己推脫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是一個情況十分復雜的國家，當然你可以說每個國家都很復雜，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認為中國的情況要復雜得多。你說得沒錯，美國的確對中國有成見，但是我去中國的時候，我說這話沒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從1972年起我就打算盡量每年去一次的，雖然我后來并沒有做到，我發(fā)現(xiàn)中國對美國也有成見。那時候我真想告訴每個人說，他們的看法是不對的，當然我們現(xiàn)在談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成見，而不是中國對美國的成見。這些觀點和我們這些新聞界的從業(yè)人員，也不無關(guān)系，那么如何來消除這些成見呢？例如不要對問題過度概括。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大國里，不存在一個單一的中國，中國和美國一樣，也有地區(qū)差異，它每天、每星期、每個月都在發(fā)生變化，我不想離題太遠，但是我也不能不提這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從我對中國的訪問中，我知道中國有些政府官員和普通百姓非常清楚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他們擔心的是，中美之間的確存在的那些問題，例如我們在價值觀、社會道德觀方面的不同，美國人民總的來說，在這些問題上至少和中國政府持不同觀點。我想說明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成見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的確存在的問題所造成的，我們記者在世界各地采訪時必須注意自己在報道中，不要帶有任何成見，那是最容易犯的錯誤了。
　　丹·拉瑟相信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新聞。作為一名新聞記者，他曾不顧生命危險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戰(zhàn)場進行現(xiàn)場報道。他性格中有非常強硬的一面，敢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他曾經(jīng)頂著巨大壓力，報道過“水門事件”；又曾經(jīng)分別與尼克松和老布什總統(tǒng)在公開場合發(fā)生交鋒，對于外界的各種批評，他從不忍氣吞聲。
　　楊瀾：從艾森豪威爾開始，您幾乎采訪了每一屆總統(tǒng)，還和其中幾個有過沖突，這些沖突有沒有給您在CBS的工作帶來過麻煩？有沒有人對你說：“丹，下次不要這樣，給我們省點兒麻煩吧。”
　　拉瑟：有，次數(shù)不多但的確有過。
　　楊瀾：您不擔心您的事業(yè)也許會因此被毀嗎？
　　拉瑟：也擔心過。當然作為一名前方記者而不是新聞主播時，當你面對的是一名位高權(quán)重的人物時，如果你企圖越權(quán)或是向權(quán)威發(fā)出挑戰(zhàn)的話，那可能會對你的事業(yè)有害。有時我的確會想，這回我的事業(yè)完蛋了，不過我不想讓這種擔心無限制地膨脹，我很幸運能在CBS工作，因為在這方面我們的標準是最高的，以前是最高的，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也是最高的，現(xiàn)在依然是最高的。老實說，你所說的這種情況我碰到過兩次。
　　楊瀾：一次是和尼克松。
　　拉瑟：是的，當時我想我的記者生涯也許就要結(jié)束了，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那次只是我們國家內(nèi)部的問題，碰到一些麻煩也許是我活該吧。不過這一點也許應該由其他人來做出評判。我的第一次麻煩發(fā)生在理查德．尼克松總統(tǒng)的任期內(nèi)，你前面也提到過尼克松總統(tǒng)，他在中國問題上取得了突破，還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最后提到這一點很令人遺憾，他卻成了一個巨大的違法陰謀的領(lǐng)導人，這個陰謀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基礎(chǔ)。作為一名駐白宮的記者，我只是努力想做一個誠實的信息發(fā)布者，這確實使我和尼克松總統(tǒng)之間發(fā)生了至少一次直接沖突，還有一次沖突是我和當時的副總統(tǒng)喬治·布什，也就是后來的布什總統(tǒng)之間發(fā)生的。他當時是打算競選副總統(tǒng)，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情況，但是他在公開場合所說的一些話和事實不符。作為一名記者，如果你想做一名好記者的話，有時候你必須問一些棘手的問題。
　　楊瀾：我還記得喬治·布什當時反駁了您�；叵胪�事，如果這件事發(fā)生在今天，您是否還會像以前一樣，還是會更謹慎些？
　　拉瑟：實事求是地說，我并不感到遺憾。當然我并不希望面對當時各種各樣的攻擊，也不愿意處在當時那種尷尬的境地，但是我盡力了。我總是對我自己說，至少我問了一個好問題。當時的副總統(tǒng)，也就是后來的總統(tǒng)布什，采用了一個政治技巧來回應我的問題，這個技巧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他所采用的技巧就是拒絕回答我的問題，以免遭到進一步的攻擊，反過來還要讓我來回答問題�，F(xiàn)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有一點值得強調(diào)，那就是不上電視的記者，其實經(jīng)常會問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記者的工作。1988年那件事發(fā)生以前，還很少有人在電視上問這樣棘手的問題，這才是它當時備受關(guān)注的原因。說實話，我覺得這個現(xiàn)象其實并不值得我們這么去關(guān)注，記者向政客發(fā)難，政客拒絕回答并開始攻擊記者，這其實是很尋常的事，在自由社會里，新聞界的這種短兵相接其實并不稀奇，可是這件事當時引起人們?nèi)绱硕嗟年P(guān)注，這在我看來反倒是不尋常的。
　　楊瀾：兩天前，我去了世貿(mào)大樓的廢墟，它讓我想起了那些在這次恐怖襲擊中失去生命的人，也讓我想起了您在9·11恐怖襲擊后所說的話，您說可能美國媒體并沒有充分地告訴美國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對美國的不滿和怨恨，您為什么這么說呢，是什么妨礙媒體做出充分報道的呢？
　　拉瑟：首先，我這么說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事實，是不言自明的。你問“是什么妨礙了媒體”，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可以花上幾小時來談，不過，總的來說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記者們自身缺乏對整個世界的了解，同樣我也不會為自己開脫，這一點對那些沒有出過國或是不太出國的記者來說尤為如此。第二，美國的新聞界有這樣一種傾向，人們更關(guān)注國內(nèi)的情況，對發(fā)生在自己國家的事要比發(fā)生在外國的事更感興趣。二戰(zhàn)剛結(jié)束時，情況還有所不同，但是美國新聞界，任何一位誠實的觀察者都不能不注意到，近幾年中，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報道一直在減少，而不是增加。另外，我還想說的是，我們的確沒有充分報道伊斯蘭國家和其他一些國家對本土美國人和海外美國人的憎恨，以及這種憎恨的程度。
　　楊瀾：您剛才提到“真相從不簡單純粹”，但是事實上，對于處在快節(jié)奏時代的電視觀眾而言，他們希望能看一些純粹清楚的報道，前幾天我采訪了西蒙·托賓先生，他曾擔任過《紐約時報》主編一職，他說電視報道的質(zhì)量比不上報紙，因為電視報道追求轟動效應，它更像是主持人、明星、濟濟一堂的娛樂界，充滿了眼淚、轟炸和暴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說法？這和您一直強調(diào)的新聞質(zhì)量有關(guān)嗎？
　　拉瑟：我的看法是：這是所有美國記者的問題，這個問題我稱之為新聞的“好萊塢化”，我承認這個問題在電視新聞中更為突出，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樣也影響到了美國的報界。
　　楊瀾：亞洲也是如此。
　　拉瑟：這個問題和美國新聞業(yè)試圖竭力吸引觀眾、聽眾和讀者有關(guān)，雖然我覺得這種做法并不明智。新聞和娛樂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如今這種界限在電視上幾乎消失了，這一點并不讓人愉快，但它卻是事實。近二十年來，隨著光纜和衛(wèi)星的應用，美國電視業(yè)的競爭范圍日益擴大、日漸激烈，美國電視業(yè)漸漸遠離了原先的價值取向。新聞競爭從一開始到現(xiàn)在一直都很激烈，不過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如此激烈的競爭最終導致了質(zhì)量標準的全面下降，那么標準會低到什么程度？在開誠布公地和你談了這些以后，我想說的是，9·11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美國新聞界的一些人，尤其是美國電視業(yè)的一些從業(yè)人員，即使現(xiàn)在還沒有完全回到我們以前基本原則的軌道上，至少他們都愿意重新向這些原則靠近。這一步我們才剛剛跨出，畢竟現(xiàn)在離9·11事件還不到一年，所以這只是一個初步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美國人、尤其是美國記者，都已經(jīng)深刻地體會到了一個自由獨立、力求正義的新聞界的價值，套用一句外交辭令：我對此表示謹慎的樂觀。作為新聞從業(yè)人員，也許我們可以利用9·11的經(jīng)歷，重新評估我們所做的一切，聽從我們新聞良知的呼喚，而不只是被市場調(diào)查和收視率牽著鼻子走。
　　楊瀾：您當了五十年的記者，在CBS還擔任了二十年的主播，您是個名人，您的生活就好像放在一臺巨大的顯微鏡下，任何一個錯誤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而且輕易不會得到別人原諒。相比做記者而言，您覺得主播的工作怎么樣？您每天還是自己寫內(nèi)容提要嗎？您日常的編輯和撰稿有多詳細呢？
　　拉瑟：我喜歡當主播，我熱愛我的工作。
　　楊瀾：您是不是很迷戀您的工作？
　　拉瑟：還沒有達到迷戀的程度吧，我可不是工作狂，我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但是我確實深愛著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歡當主播。你問我是不是更喜歡做主播，我不會這么說，這也許是因為我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我熱愛我所做的一切工作——為什么不呢？當記者一直是我的夢想，但是我年輕時，常擔心做記者能不能養(yǎng)活自己，現(xiàn)在我關(guān)心的不是謀生問題，而是工作質(zhì)量問題了。我熱愛我的工作，熱愛極了，至于那些說我有偏見的指責，我的工作可以說明一切。我在工作以外所說的話、所做的事，也許很難使人信服，但是從我的工作中，人們可以做出判斷。我的工作會告訴你，也許你可以相信別人對我的評價，但是你至少應該清楚地知道，我很重視我的工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力爭做一個誠實的信息發(fā)布人。
　　9·11之后，丹·拉瑟的辦公室里也出現(xiàn)了含有炭疽菌的信封，他的秘書因此受到了感染，所幸沒有釀成大礙，可見一個記者現(xiàn)在所要面臨的危險不僅出現(xiàn)在戰(zhàn)爭的前線，也出現(xiàn)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而且他還要面對更多比如說收視率的壓力、同行的競爭、公眾的挑剔、權(quán)勢人物的指責，所有這一切恐怕都不是在新聞學院里可以學到的。然而丹·拉瑟的應對方式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LIVE WITHIT，把這些都當做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來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