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結下的玉石緣故宮博物院的中國古代玉器陳列館設在鐘粹宮，在晚清曾是兩宮皇太后之一的東太后也就是慈安太后的寢宮。末代皇帝溥儀也曾在這里居住過。玉器館自1988年成立后，收藏了從距今五六千年到清代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玉器的一個總體展示。楊伯達說起這些玉器來，可謂如數家珍。 平時我們在玉器館中看到的展出玉器，只是故宮博物院所有院藏玉器中的很少一部分，而歷經24位君主收藏下來的這3萬多件玉器，精美絕倫之作可謂比比皆是，從距今5000年前的玉豬龍，到夏商西周的玉跪式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各種玉璧，以及其后各朝各代的玉器珍寶，盡收其中，讓人嘆為觀止。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很多人都喜歡玉，但是能夠真正識玉、懂玉的人卻少之又少。而楊伯達在半個世紀的研究中，不僅創(chuàng)造出了一套不同于先人的全新的古玉鑒定方法，在晚年更是首開我國玉文化研究之先河，被公認為中國玉學界的泰斗級人物。事實上，對于玉器的了解，楊伯達到故宮之前并非一片空白。早在1954年，楊伯達在展覽工作室時曾受對外文委委托赴東歐舉辦工藝展覽。保加利亞的總書記、部長和工會主席都到現場參觀。當時楊伯達對展品并不了解，珍貴的展品只有到了目的地才可以開箱檢查。工作人員必須在對工藝品情況非常了解的情況下才可以參與工作、舉辦展覽，所以楊伯達特別留心這方面的學習。在工藝品展覽中玉器是其中一項。楊伯達必須對玉器的工藝制作、產地等信息了如指掌。在國外三個月的展覽，對楊伯達而言，每一次開箱清點、交接，都是理論知識結合實踐的訓練。楊伯達記得當時工藝美院袁邁先生給了他很多幫助。因這三個月的展覽，負責主持講解的楊伯達對這些工藝品有了深刻了解，自然對玉器也是記憶深刻。1956年，楊伯達從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調到故宮博物院，意識到自己要從美術史專業(yè)轉到文物專業(yè)，就意味著要從頭開始學習，楊伯達就到圖書館看大量外文書，其中日本學者濱田耕作（青陵）1936年出版的《支那古玉概說》使他第一次清楚了玉的概念。1957年籌辦歷代藝術館時，楊伯達開始上手眾多玉器。“我籌備歷代藝術館的時候，看了從史前到清代的玉器，感覺中國的玉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對故宮藏玉的年代進行辨別時，楊伯達注意到這一批玉器雕琢得玲瓏剔透，圖案多為躲藏在荷花叢中的雁與向大雁俯沖的猛禽，兩鳥體量小與大，姿態(tài)巧與拙，動作追與躲的對比，都被表現得活靈活現；在另一些玉器上，漫步于叢林古木中的野鹿山熊，也是靈動與憨拙共存。楊伯達回憶：“這個玉的類型里頭就有這么兩種。一種就是海東青跟天鵝搏斗。海東青也就是海青了，叫鵠，它抓到天鵝的腦袋。據記載的話，海東青用鉤喙啄天鵝的眼睛，那么啄它的眼睛不能致死，但是會疼痛得栽倒在地上。還有玉器上有侍衛(wèi)用鵝錐把天鵝插住，這樣就把海青解救出來，收回到右臂上。當時玉器雕刻記載的是這么一個狩獵過程。比如一塊叫作雜草卉的玉器，雕琢的都是水里面的荷花或蘆葦，天鵝就在里面穿來穿去，它就是在逃避海東青的捕捉。”這些有意思的玉器在故宮的收藏里都沒有定論。故宮對每塊玉器都有卡片附帶，但是卡片記載得很簡單。那么這些玉器到底出自那一朝代？當年的工匠又為什么要雕琢出這樣的圖案呢？當時楊伯達才進故宮沒幾年，對故宮的藏品以及玉器所知甚少，他發(fā)現了問題，卻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楊伯達說：“這些玉器給我一個印象就是北國風光，我就把它列為一個研究課題。”關于這批雕刻北方飛禽的玉器是他對玉器年代斷定的第一個大疑惑。等到楊伯達正式研究這個課題時已經是十多年之后重回故宮時，面對自己無力解決的器物問題，楊伯達并沒有放棄，“目前我沒能力解決這些疑問，那么我就先收集這些疑問。”在歷代藝術館成立之后，吳仲超院長要求故宮庫房清理“三核對”， 故宮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吳院長決定派三個人去整理。一個是楊伯達，另外兩個是故宮的老研究員和琉璃廠的老古董商。他們三個一起工作，取長補短。他們要給玉器分級別，并分劃自留還是外撥。他們用了一個夏天看了一萬多件清代的玉器，這差不多是故宮收藏的1/3。清代玉器的等級，故宮缺乏記載，但兩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鑒定經驗，心里有數。就這樣一天大家可看三四十件玉器。楊伯達說：“整理這一萬多件玉器，一位先生來故宮比我早，一位是古玩界的老古玩商，他們都有經驗。大家在一起工作，我就向他們學習。他們怎么講，我就聽，那么慢慢摸索慢慢看，我也就慢慢積累了經驗，從不懂到懂。”三個人就這么看了三個月。楊伯達和同事在庫房的外面，陰涼地兒擺一張桌子，庫房的同志不斷搬運。這些玉很沉，有的很大，有的也很小，大家忙得滿頭大汗。楊伯達和兩位同事就一件一件看。“現在我們一想這個差事很美，可是到了最后，已經看得厭膩了，因為它們都差不多，有可能玉質差不多，形制也差不多。”玉器如此浩瀚，這讓楊伯達一時陷入泥海，疑惑太大，更是讓人產生畏懼心理。“所以剛接觸玉器那一段時間，我說老實話，對玉器領域的研究，當時的我是不太敢碰的。”不過，因為整個夏天都在看玉，楊伯達對玉器有了更具體的認識。他回憶道：“在那一階段，玉器對我而言，還不是關注和研究藝術品的重點，但是我已經發(fā)現玉器鑒定與書法青銅的不同。如果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它找不到標準器。玉器都是故宮傳世的東西，老先生說這是商代，那我們就說商的；老先生說這是周的，就是周的。判斷的證據在哪里?拿不出來，沒有根據，而且古玩界和考古專家都沒有根據，都是憑經驗。”楊伯達意識到玉器領域缺乏標準器，多是根據前人的大致感覺，尚沒有詳細具體的文章記載。身邊這幾位玉器專家僅僅熟悉明清兩代玉器，對宋元代玉器缺乏了解。他看得玉器越多，對玉器領域就有更多疑惑。“當時對玉器的判斷多是依據古玩界對玉器的看法，而古玩界多為民間藏玉，民間藏玉多為明清玉，少見宋元玉。如對宋玉的判斷，古玩界的標準是‘細’。而北宋南宋的玉器風格不分，更不承認遼金玉器存在，更何況談到玉器風格。我感覺到對于宋玉的風格絕對不是那么簡單的‘細’。”可是那時候，初入故宮的楊伯達對玉器只能提出疑問，因為許多問題連專家也無法回答，又或者專家的分析并不能讓他信服。這些疑惑，楊伯達一直帶著去干校，再帶著重回故宮。楊伯達會發(fā)現問題，更會帶著問題去鉆研。他不僅讓這些問題在心里生了根，發(fā)了芽，更是要讓這些問題開出花朵，結出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