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最近接到葉圣陶先生的復信，知道開明書店有著肯收印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寫成的日子）初寫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寫的序文都割棄了�，F在愿意報告給讀者的是：本書蓄意要寫，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在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慶，由重慶到成都，在路上才對《史記》有著整個的接觸，直到在成都住定下來，才把意見整理了一下，又對全書作了一個自己行文時需要的索引，可是沒有動筆。不久又到重慶去了，經過了三年，首先寫出的只是《司馬遷在文學批評上之貢獻》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這時擔任著中央大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所以先把這方面的意見寫成了，現在收入本書的第九章第三節(jié)。后來又因為在中央大學講中國小說史，便常想把《史記》之史詩性的優(yōu)良寫出，但老沒有實現，只是同時卻重新有著要把全書寫出的沖動了。又過了三年，這沖動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氣寫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錄《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則是這一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遲，日子是八月十六日，還有第七章第十一節(jié)《司馬遷之民間精神》也在這期間寫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費了半年的功夫，書寫成了小半（司馬遷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著；第一章因為是對司馬遷的時代之整個把握，我不敢輕易寫，也曾寫出了一部分，又為一個無知的妄人撕掉，興致也就索然。（我頂痛恨一個人打斷我的工作！）關于司馬遷之思想和藝術方面，則懷著畏難更大。接著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惡劣的時候來了，我很少寫東西，教書生活也放棄了，我離開了住久了的沙坪壩，遷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鳥語花香的地方，可是與我似乎沒有什么相關，日本投降雖給我了一時的興奮，也苦為時極暫。三十四年是這樣空白地過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飛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轉，頭兩個月在忙我的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決計推開一切，全力寫《司馬遷》，首先把第一章補寫起來了，十分高興，果然寫得很順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藝術的方面也完成了，結論也寫出了，兩月的功夫得了十二萬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記錄，而全書告成了！南京是我不怎么喜愛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寫作時面對著的雞鳴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風光，卻也戀戀！ 有人問我寫作時的參考書怎么樣？我很慚愧，老實說，一點兒也不博！有人有著《史記會注考證》，可是鎖在箱子里，不借給人看。學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職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辦法？我在寫完《司馬遷》以后的四個月到了北平，多少買了點書，關于《史記》的也有十幾種，《史記會注考證》即在其中。但仔細看下去，這些書也似乎沒有什么可以改動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說：阿Q不是會唱手拿鋼鞭將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無師自通的地方啊！況且，我認為，史料不可貴，可貴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義，因此，歷史不該只在求廣，而且在求深！近人動輒以參考書多少為計較，我便不太重視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書中多已隨文注明�，F在我只想特別提出，給我啟發(fā)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記菁華錄》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葉圣陶兩先生在所編的《略讀指導舉隅》中才為他說了幾句公道話，我在論及《屈原賈生列傳》或《魏其武安侯列傳》時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張裕釗（我所說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準書》而得），他們對于《史記》的貢獻，我想以后作《史記研究書目提要》時再為表彰吧。同時，我卻也可以坦白地承認，我們比以前人占便宜處，是我們懂得了體系化，但他們的功勞究竟是值得感謝的。 又有人見我分別發(fā)表了的本書的幾章時，曾問我：是不是在大學里正開史記研究的課？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現在的大學里就是有史記研究的課，也不許我這樣講法，他們要的是板本，是訓詁，是甲說乙說，而自己不說，甚而有的人只以點點句讀為事，充其量不過搖頭擺尾地講講義法，如此而已。我們這樣講法，卻是無本之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學里講？第二是，我寫一部東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動機，卻往往基于自己的一點創(chuàng)作欲求。在我創(chuàng)作沖動不強烈時，我不能寫；在我醞釀不成熟時，我不能寫；在我沒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著共鳴時，我也根本不能選擇了作為我寫作的對象。我管什么大學里有沒有這門課？ 在我寫作時的確經過了些艱辛，可是寫完了，校完了，也覺得仍是十分空虛，仿佛有一種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寫時，最不滿意的是關于李陵案的一章，誰知在重校時，我卻為這一章哭了，淚水一直模糊著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覺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為憑，有時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滿，又有時不免溺愛，也就有些過分的寬容�？傊�，寫過的東西，頗有些像瘡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開的。是非還是訴諸讀者吧！ 本書的書名，原想叫《抒情詩人司馬遷及其悲劇》，這是因為初意只在傳記，而傳記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來因為論《史記》各篇著作先后的文寫得太長，想改為《司馬遷和史記》，以表示人與作品并重。但以后寫風格的分析時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終于定名為《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人格與風格也有一個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義。本也想把這個形容詞加在書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贅了，而且不如現在這樣有點含蓄，雖然我是不慣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號到北平，現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這稿子，在感到這稿子本身的空虛之外，才覺得來了北平還沒做什么事之愧恥，是更有些悵悵然了。 想到最初寫此稿時，我的朋友蔚初所給的鼓勵之大，這鼓勵令我永不能忘卻，現在遠隔萬里，就謹以此書作為紀念，祝她康樂，祝她勤奮地寫作吧。葉圣陶先生和開明書店的好意，也一并謝謝！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靜，皓月當空，長之記于北平廣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