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半生悲歌我較早地讀過穆旦的詩。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錚。我認識查良錚是50 年代前期，他由美國回到南開大學任教時。但也不知道查良錚就是穆旦。因為他的夫人周與良和我是輔仁大學同年級的同學，她讀生物系，我讀歷史系，彼此的距離很容易拉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同為“棚友”，結成“一對黑”，共同承擔刷洗游泳池的勞動。休息時蹲在墻腳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錚和穆旦合而為一，并更了解了他的家世、事業(yè)和性格。穆旦出身于浙江海寧查氏名門。30 年代已有詩名。40 年代，遠涉重洋，赴美留學。50 年代，回南開大學任教。不久就步入坎坷不斷的歲月。他雖身處逆境，但一直孜孜于他所喜愛的翻譯事業(yè)�？上�，他以將及下壽之年，便帶著一絲才猶未盡的憾意離開了塵世。但是，他和歷代生前失落的文人毫無二致地得到身后名。特別是近幾年，穆旦和他的詩日益為人所注目，也有人寫有關穆旦的文章。穆旦的詩集和譯著也相繼出版，甚至在世紀文學的排行榜上也列在前面。這不能不引起我去讀一些有關他的文章。其中大多以談穆旦的生平和評價其詩和譯著為主，對研究穆旦的詩和譯著頗有參考價值，但總讓我感到把穆旦的生平寫得一帆風順而不寫坎坷一生，顯然有點對不起穆旦似的。最近，我又讀到一篇寫穆旦生平的長文。文章寫得較全面，也流暢可讀。不過對穆旦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噩夢卻一筆帶過。我認識這位作者，曾當面問過。作者表示不愿再觸及穆旦的不幸，用心固然良善，但卻把穆旦的人生歷程割掉一半。幸虧有《穆旦詩全集》的編者李方為穆旦編寫了一份年譜簡編，比較完整地記述了穆旦的一生，而某些厄運細節(jié)仍未見詳述。穆旦所遭的厄運，我都耳聞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時期的遭遇，我是唯一的見證人。為了讓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較完整的記述，后死者應該擔負起這種追憶的責任。穆旦是1953 年到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關《紅樓夢》的討論會上，有些人的過激發(fā)言冒犯了當時的領導人。穆旦雖未發(fā)言，但因穆旦和那幾個發(fā)言人過從較密，加以領導人的心胸狹隘，不容“異類”，竟以“準備發(fā)言”的罪名，被羅織進“反黨小集團”。這就是所謂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園里曾引起過震動，從此同事們的私下交往明顯地減少，說話也多慎于言，而穆旦參加“遠征軍”的歷史問題則因此受到追查。以后兩年，穆旦背著歷史包袱灰溜溜地生活，但并沒有挫傷他的意志。他更勤奮地全身心投入到譯著工作，翻譯出版了普希金《加甫利頌》和《歐根•奧涅金》（重譯本）、《拜倫抒情詩選》、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等著名作品。穆旦似乎更習慣于默默無聲地筆耕不輟。但是這樣茍安平靜的生活也難維持下去。他雖然艱難地逃脫反右的厄運，但是，1958 年底卻被投入更痛苦的深淵。當時對一些有歷史問題的人，較多的是受到“內控”，只有極少數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為“歷史反革命”和“接受機關管制”的一人，剝奪了他的教書權利，發(fā)交南開大學圖書館監(jiān)督勞動。直到1962 年解除管制，他繼續(xù)在圖書館“監(jiān)督使用”，做整理圖書，抄錄卡片和清潔衛(wèi)生等雜役工作，在工余時間，他翻譯拜倫的代表作《唐璜》，一直做到他離開了人世。穆旦在這十幾年的艱難日子里，忍受著心神交疲的煎熬，仍然寫出《葬歌》那樣的長詩，真誠地抒寫“我們知識分子決心改造思想與舊我決裂”的熱望。他沒有任何怨悔，沒有“不才明主棄”的詠嘆。穆旦只是盡自己愛國的心力，做有益于祖國和人民的事。他代表了中國真正知識分子堅韌不移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