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

他雖然是衛(wèi)君之后，但是庶出的身份已注定他不能繼承王位，即便他再優(yōu)秀。商鞅學成之后，一直想做出一番事業(yè)。這時他就面臨著一個選擇，是向衛(wèi)國的國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還是到其他國家謀求發(fā)展。

此時的衛(wèi)國早已不復當年的盛況，已經(jīng)變得很小，控制的范圍從河南的濮陽，往東至山東的濟南，向南至山東的單縣。東西長120里，南北最寬的地方只有80公里，窄的地方只有20公里。然而小不是問題，很多國家都是從蕞爾小國發(fā)展起來的，如果朝野上下同心協(xié)力，在這個諸侯混戰(zhàn)的年代是有無限可能的。然而衛(wèi)國仿佛從來沒有上進的因子，一步步走向衰落。

衛(wèi)國可以說是根正苗紅，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消滅商紂王，建立周王朝。周王朝建立時，周武王開始分封諸侯，被分封最大的是兩種人，第一是周武王的兄弟，第二是有功的大臣。衛(wèi)國的祖先是周武王的親弟弟康叔，因此可以說是周朝的天子血統(tǒng)。

周王朝建立的時候，占據(jù)著中原肥沃的土地，擁有最富庶的城邑。衛(wèi)國境內(nèi)擁有黃河和淇水，衛(wèi)都就在殷商的都城殷墟上。然而正是占據(jù)了幾乎最肥沃的土地，位于眾多諸侯的中心，但是面對周圍各國的改革和奮發(fā)圖強，不為所動，以至于受到四周各國的蠶食和凌辱。盡管如此，衛(wèi)國仍然處之泰然，立國到亡國838年歷史中，很少有主動對外用兵的記錄。哪怕是臨近的小國，衛(wèi)國也不出兵。甚至對于別國的侵略戰(zhàn)爭，衛(wèi)國也不會奮勇反抗。

衛(wèi)國朝野上下，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要忍”的政策，以至于衛(wèi)國的疆域一天天縮小。

面對這樣知足常樂、忍辱負重、茍且偷生的國度，商鞅的變法圖強學說根本沒有市場。因此，雖然貴為公子，商鞅仍然決定離開衛(wèi)國。

衛(wèi)國的正南方向是國土面積最大的楚國，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第一大國。然而楚國并非是周王朝的屬國，楚國并非周天子所分封，而是等同于周王朝的存在。因此楚國素來被排除在周王朝諸國文化圈之外，被稱為蠻夷之地。

在商鞅年幼的時候，在楚悼王的推動下，楚國開始了變法運動。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對楚國政治、法律、軍事等方面實行改革。吳起認為楚國地大物博，之所以衰弱是由于貴族權勢太大，土地被分封得太多的緣故。收回分封出去的土地，加強軍事力量，是此次變法的核心。在貴族問題上，三代之后的貴族取消爵位和俸祿，并將一些舊貴族遷移到更加荒涼的邊陲地帶。在空出的土地上，實行縣制。這樣一來楚王就控制了幾乎全國的土地。沒有封地的官吏，則削減俸祿，減少他們的權柄，同時淘汰無能、無用的官吏。節(jié)約出來的財富被用來獎勵報國的戰(zhàn)士和構建強大的軍隊。當時楚國上下不良風氣彌漫，吳起統(tǒng)一了風俗，糾正了官場損公肥私、陷害忠良的氛圍，使群臣一心報效國家。吳起將制定的法律公布于眾，讓官民都有明確的法律可依。

然而吳起的變法雖然使楚國的國力上升，但是損害了大貴族的利益。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死后，貴族們起兵擊敗了吳起，將其射殺并五馬分尸，楚國的變法宣告失敗。這次變法失敗，引發(fā)的流血事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使楚國的王公大臣心有余悸。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不可能采納商鞅的意見，再次施行變法的。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對商鞅有深刻的影響，使商鞅認識到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性，為商鞅的變法思想提供了現(xiàn)實依據(jù)。他需要面對的是，怎樣做才能逃脫人亡政息的命運。

在東方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齊國。齊國是姜太公姜尚的封地，憑借漁鹽之利和積極發(fā)展商業(yè)，齊國迅速成長為超級大國。憑借強大的實力，公元前679年，齊桓公召集宋、陳、衛(wèi)、鄭在鄄會盟，奠定了地位。隨后齊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名義上仍尊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并號召諸國抵抗夷狄的侵略。經(jīng)過伐戎救燕、伐狄救邢、伐狄救衛(wèi)、伐蔡盟楚等一系列的活動，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被史家評價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然而在春秋末期，齊國權柄旁落到田氏手里，田氏家族在齊國經(jīng)營了數(shù)代，逐漸掌握了齊國的權力。公元前391年，田和將齊康公放逐到海上的一座小島中。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為齊國國君，并且得到了周安王的冊封。田和仍然沿用齊國的國號，史稱田齊。齊康公在公元前379年死亡，姜姓在齊國絕祀。雖然此時的齊國仍叫齊國，但是已經(jīng)不是姜太公后代在位了。田氏的勝利可以看成是新興地主勢力對傳統(tǒng)貴族的勝利，從此新興地主集團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取得了齊國的政權，為天下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

當齊威王在齊國進行改革的時候，商鞅已經(jīng)21歲了。按說，齊國是個非常適合商鞅發(fā)展的舞臺。憑借齊國當時的國力，再加上商鞅的改革措施，或許會讓天下提前幾個世紀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但是商鞅沒有選擇齊國，理由很簡單：道不同，不相為謀。

齊威王只顧一己之私，甚至處罰官員完全不按照規(guī)矩來。而商鞅奉行的是“刑名之學”，即一切按照法律辦事。齊威王不會讓法律成為自己施行獨裁統(tǒng)治的羈絆，因此商鞅自知，自己的政策不可能在齊國施行。事實上在后來，齊威王在齊國推行的變法運動以失敗告終，證明了商鞅沒有選擇齊國是正確的。

商鞅將目光投向了魏國，大約在公元365年，商鞅踏著李悝和吳起的足跡，來到了當時最為強大的魏國。

商鞅之所以第一站就來到魏國，絕對不是一種偶然，甚至可以說是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在其中，而這種必然就是魏國可以說是開創(chuàng)了整個戰(zhàn)國的變法之風。魏文侯重用當時的法家士子李悝。李悝在魏國開始了以變更土地制度為核心的變法。史料中對魏國李悝變法的種種細節(jié)已經(jīng)無從考證了。但是從后世對李悝的評價和借鑒來看，李悝變法至少涉及了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就是圍繞傳統(tǒng)的土地制度的變法，基本內(nèi)容包括廢除隸農(nóng)，重新分配土地等；第二就是頒布新的法令，以法治替代流傳許久的人治和禮治。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得知，李悝變法所涉及的很多方面，商鞅在后來的秦國都有所借鑒，只是深度和廣度上無法與后來的商鞅相比。但是即便如此，李悝變法開創(chuàng)了戰(zhàn)國變法的序幕，所帶來的沖擊也是實實在在的，而意義也是值得史書銘記的。

在大力變法的同時，魏文侯還有另外一項重要舉措就是起用當時出身卑微但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新興士層。除了李悝之外，還有樂羊、吳起、西門豹等人。這些人也為魏國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對于魏國來說，吳起的失去可以說是魏王所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之一。吳起是魏國最重要的人才，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軍事天才之一。后來證明，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國擴張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如果說李悝的變法激發(fā)并凝聚起了強盛的國力，而樂羊和吳起則將這種國力變成魏國領土的實際延伸。在魏文侯期間，樂羊攻滅了中山國，吳起攻取了整個河西高原，這是魏國最大的兩處戰(zhàn)略性勝利。當李悝和樂羊相繼死去的時候，兼具有政治家才華的軍事天才吳起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魏國最重要的支柱。

但是吳起并沒有得到魏武侯應有的重視。在魏擊即位后，吳起依然擔任的是河西將軍。一次，魏武侯與吳起一同乘坐戰(zhàn)船從河西高原的大河南下，魏武侯看著兩岸山河壯美，大為感嘆：“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而吳起已經(jīng)隱約感到有些不好的氣息在這位君主身上，吳起立即正色說道：“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苯Y(jié)果，魏武侯只是用一個“善”字結(jié)束了吳起的勸諫。一個國君不把人才當作“國寶”，這件事已經(jīng)足以說明，魏武侯已經(jīng)沒有了自己父輩的那種開創(chuàng)君主的雄渾氣度。無論對人還是對事，他都已經(jīng)淪落為以個人的好惡為最后的評判標準了。

但這并不是吳起最終出走魏國的原因。事實上，吳起立有大功，即位后的魏武侯早就對吳起心存戒心了。而正在這時，魏國新相公叔忌憚吳起的才能和功勞，他的親信特意謀劃了一個連環(huán)套式的陰謀——以穩(wěn)固賢人為目的，建議魏武侯用下嫁公主的方式來試探吳起，如果吳起有長期留在魏國的打算，就一定會迎娶公主；如果沒有，就一定會推辭。布置完這一切后，然后找個機會請吳起到家里來做客，在宴會中故意惹公主發(fā)怒，讓其當面羞辱大臣，吳起看到公主這樣羞辱大臣，就不會迎娶公主了。事實也果真如此：吳起拒絕了公主的婚事，而這又導致了魏武侯懷疑吳起而疏遠吳起。而吳起看到在魏國已經(jīng)很難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于是便離開魏國到了楚國，后來輾轉(zhuǎn)到了秦國，成為秦開疆拓土的重要將領。

吳起可以說是魏國失去的第一個乾坤大才。

到了魏惠王時期，魏國可以說是第一個開文明風氣的國家，有識之士紛紛到魏國進行求學、游歷。而當時魏國的首都安邑和正在營建的大梁是當時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地方。如果說魏王要是渴求人才，擁有著其他六國所不及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在這種背景之下，商鞅到魏國游歷可以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此時的商鞅來到魏國，并不是單純?yōu)榱饲髮W，其中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求仕，以期獲得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他同普通的士子一樣，是從大夫的家臣開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