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講記
張文江*
一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總結性文章。這篇文章原來有兩個互相競爭的題目，《史記集解》的題目是《太史公自序》，《史記索隱》的題目是《太史公自序傳》。我以為兩個題目考慮的角度不同：《太史公自序》表示這是全書一百三十篇的總結，《太史公自序傳》表示這是七十列傳的最后人物。兩個題目競爭的結果是《太史公自序》勝出，更強調它是全書的總結，而不是列傳的結束。雖然《太史公自序》題目已經(jīng)確定，這篇文章還是包含了兩個內容，一是總結《史記》這本書，一是總結自己這個人，兩個內容合一成為本文。
這篇《太史公自序》，追溯了民族的歷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變遷、文化的辨析，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爐，是一篇大文章。根據(jù)我對中華學術的理解，我想嘗試性地下一個斷語，《史記》是總結先秦古學的集大成著作。以此來劃出時代，《史記》以前都是古學，《史記》以后都是今學�！妒酚洝肥呛蟠�人理解先秦古學的階梯，當然通過以后，這個階梯也可以撤除。
《史記》作為一部貫通古今的大著作，必須對當時各種思想有總體的認識。寫歷史書整理古今發(fā)生的事情，如何整理就必然脫離不了思想。這個總體認識是《史記》的思想核心，借用后來的佛教術語，也可以稱為判教。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學者根據(jù)傳承的經(jīng)論，按照各自體悟的境界，把佛教內容分為若干時或者若干類，在其中安立自宗的位置，并且提供修行的進路，這就是所謂的判教�！短�史公自序》分判了當時所有學問，是一篇思想性的文獻。
“自序”的“序”，有的版本也寫成“敘”。在古代“序”和“敘”是相通的，班固《漢書》模仿《史記》，全書的最后一篇稱為《敘傳》。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在著作完成以后，通�？傄獙懸黄�序，理順全書各部分的關系，它的標志就是排列好目次。
這篇《自序》，同時也是司馬遷的自傳。篇名中省略了“傳”，突出了對本書的意義，減弱了對本人的意義。在思想性上，先秦能夠和此篇比擬的是《莊子·天下篇》，當然《天下篇》還要更精彩些�！稘h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全文抄錄了這篇文章，加上了一篇《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就是《報任安書》中的話。名言流傳，激勵后代人認真對待生命，做出自己的選擇。
就文學而言，序的文體始于《序卦傳》、《詩大序》。自序的文體始于屈原《離騷》，啟發(fā)過司馬相如，以司馬遷為最有成就，此后的變化又有揚雄、班固（劉知己《史通·序傳》）。過去我講第一百二十九篇《貨殖列傳》，中心是經(jīng)濟。這次講第一百三十篇《自序》，中心是政治、哲學和文化�！妒酚洝肥情_創(chuàng)性的大著作，司馬遷的志向不僅是寫一部歷史書，而是模仿經(jīng)或者擬經(jīng)，實際達到的地位是子。因此《史記》可以看成諸子類的哲學著作，而不僅僅是史學著作。如果讀《史記》只注意其歷史作用而忽視其思想作用，多多少少會形成一種遮蔽。
為什么是擬經(jīng)？《漢書·藝文志》將《史記》列于春秋家，當時著錄的書名是《〈太史公〉百三十篇》。司馬遷本人用的書名是《太史公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書后來被叫作《史記》。《史記》作為專書的名稱出于后人，最早由《漢書·五行志》提及，以后為《后漢書·班彪傳》采用。在《史記》中“史記”一詞出現(xiàn)十四次，全部指古代官史之書，而不是自己的著作（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之“史”考》）�！稘h書》、《后漢書》以后，《史記》才作為專稱逐漸流行開來，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得到了肯定。我們現(xiàn)在用《史記》的書名，代表了二十四史之首。用《太史公書》的書名，可以理解它的思想史意義。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開篇發(fā)生的是一件大事情�！妒酚洝返墓攀酚^來自《易經(jīng)》，出于《系辭下》第二章：“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wǎng)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庖犧氏、神農氏的事情發(fā)生在本文之前，還沒有和《史記》相接。
庖犧氏也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可以作為中國古史的開始。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天地間有個人站立出來，從生存的重壓下透過氣，抬眼看看天地和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謂人之為人，這才真正地顯現(xiàn)出來。在伏羲氏之前，古代傳說中還有燧人氏，燧人氏鉆木取火，還是處于和自然抗爭的謀生層面。而到了伏羲氏的仰觀俯察，人才有了精力和興趣研究天地和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古希臘這就是哲學的開端，所謂哲學的開端來源于驚奇（柏拉圖《泰阿泰德》155d，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982b11—12）。在此以前，人和其他動物還渾然難分，而直到有了這樣的驚奇，人才和其他動物判然有別。所以從《易經(jīng)》看來，人的本質及其自我實現(xiàn)，就是成為哲學人或者是知識人。人追求幸福，到最后必然到達精神層面，那才是人之為人的定義。伏羲氏的時候還是畜牧社會，他用了一套特殊符號來溝通天地內外，以此了解自然，了解自己。這就是《易經(jīng)》的起源，跟西方的數(shù)學有同有異。伏羲的符號是用來理解整體的，真的理解了，符號也可以不要。
伏羲氏以后就是神農氏，主要發(fā)生了兩件事情，一是農業(yè)社會的建立，二是市場的出現(xiàn)。這兩件事情影響深遠，其中存在的問題，到現(xiàn)在還沒有完全解決（參閱拙稿《〈史記·貨殖列傳〉講記》）。
伏羲氏、神農氏以后是黃帝，成為了《史記》的開端。《系辭下》又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兑住犯F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右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黃帝、堯、舜繼承伏羲、神農，前半段屬于自然科學。“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陰變陽為變，陽變陰為化，不斷改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使老百姓不斷感到新奇，獲得安居樂業(y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個方法用到底了，一種體制的能量消耗盡了，就應該變通以開創(chuàng)出新局面。后半段屬于社會科學，“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制訂禮儀，分出君臣尊卑上下的秩序，建立了一個政治社會。中國傳統(tǒng)的道家和儒家，其實很容易分辨，根源就在于此。在黃帝、堯、舜系列中，從黃帝這條路線引申出來的就是道家，從堯、舜這條路線引申出來的就是儒家。道家截取的是頭上一段，儒家截取的是尾上一段，好的道家顧了頭還要顧尾，好的儒家顧了尾還要顧頭。當然還要上追經(jīng)濟上的神農，以及哲學上探索真相、追求幸福的伏羲。
這就是《史記》記載歷史的開端，從這里一刀切下來，全書開始于《五帝本紀》。在此之前，神話和歷史基本上沒有分別，《五帝本紀·贊》：“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黃帝的神話色彩還是很濃，關于他有著種種傳說，當時人都相信是真的。后來理性漸漸發(fā)展了，就當作神話看了。炎黃子孫祭祀黃帝，雖然可以對著空的石碑行禮如儀，但是當時人思想中的象和現(xiàn)在的象已經(jīng)不同了�！段宓郾炯o》開始于黃帝，結束于堯、舜，中間還有《易經(jīng)》沒有提到的顓頊和帝嚳，定位一點點清楚了。
顓頊是黃帝的孫子，于五帝中位居第二，在古代社會中非常有名。屈原自稱為他的后代，《離騷》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就是顓頊。根據(jù)《秦本紀》，秦也自稱為顓頊的后代。顓頊的年代對《史記》來說也非常遙遠，“昔在顓頊”，就是向遠古的追溯。《史記》對于我們好像是古代，其實《史記》和顓頊之間的社會狀況，其差別不小于《史記》和現(xiàn)在之間的社會狀況。神話中有著歷史的因子，從黃帝發(fā)展到堯、舜，神話色彩越來越少，真實成分越來越多，盡管堯、舜還是有著神話色彩。以下的記載半神話半真實，發(fā)生的是一件大事情。
“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這就是司馬遷所謂的“天人之際”，也就是政治社會成立的關鍵，后來歷史上叫作“絕地天通”。在此以前，人和天地不分，人和神以及動物也不分，所以神話和歷史也不分。“命”就是命令，現(xiàn)在可以稱為話語權，如果推廣得遠一些，甚至還可以用上流行詞“專政”。為什么“命”就是專政呢？專政在英語是dictatorship，這個詞來自dictator，其動詞dictate就是指令、口授或者聽寫。漢字“君”從尹口，尹為治事，口發(fā)號令，我說話你們記錄，這就是專政。在某種程度上，這句話還能替換成現(xiàn)代說法“制訂規(guī)則”，或者“制訂游戲規(guī)則”，雖然比較柔和好聽，實質性內容并沒有變。如果再推廣得遠一些，甚至還可以換一個光明正大的詞，那就是所謂“立法”。老子講“名可名，非常名”，這些詞彼此分割，漸漸遮蔽，然而相互之間還是可以互通聲氣。顓頊命令重、黎兩個人，一個管住了天，一個管住了地。為什么說“命”是專政？因為發(fā)布者壟斷了普通人跟天地交流的權利，一定要通過他這個天子來代表，對老百姓來說是代表天地，對天地來說是代表老百姓，王的地位就顯出來了。過去原始社會有巫師，普通人也可以和天地交流，至此民間的權利全部喪失，只留下兩個人是合法的。顓頊把這兩個人判為合法，那么同時就是判其他人不合法，規(guī)則于是就制訂出來了。
重和黎是傳說中的人物，完成了絕地天通這件大事，是后來羲、和兩氏的祖先�！渡袝�·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絕地天通以后，因為上天梯斷掉了，人的思想發(fā)生了大變化�！犊讉鳌氛J為重就是羲，黎就是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從古代原始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渡中，這其實是對文明進程的肯定，人歸人，神歸神，兩路分了開來�！秶�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楚昭王看到《周書》（《呂刑》屬于《周書》）的“絕地天通”，已經(jīng)不理解了，于是去問大夫觀射父。他看到的是字面意思，如果沒有絕地通天，難道老百姓真能升到天上去嗎。觀射父回答說：“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原始社會中有一些特殊的人，實際上就是巫，由他們來溝通神明，社會秩序得到了穩(wěn)定。“精爽不攜貳”，精神特別集中，思想不開小差，這是職業(yè)的要求。此后“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不得不做了整頓，壟斷了巫的職業(yè)，那就是所謂的“絕地天通”。巫史相通是史官的來源，巫就是天，史就是人。巫預測未來，史記錄過去，巫史是同一件事的兩方面。古代神話包含了很多當時人的心理事實，由上古成為中古，由巫而史，神話就過渡到了歷史。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唐就是唐堯，傳說堯封于唐，在今河北唐縣。虞就是虞舜，舜封于虞，在今陜西平陸縣。“紹重黎之后”，紹就是繼承。顓頊命重、黎掌管天地以后，曾經(jīng)中斷了一段時間。唐虞繼承顓頊，讓重、黎的后代羲、和再來負責這件事。從堯、舜以后直到夏、商，每一代都沒有缺少過。“使復典之”，就是重新整頓，再操舊業(yè)。“世序”，世世代代研究整理。重、黎以后因為一度中斷，那么民間還有些生路。“世序”以后，管理不再缺位，政治社會就完全成立了。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顓頊時的重、黎，堯、舜時的羲、和，都還是半神半人，以后神話色彩漸漸消失，一點點出來人的形象。程伯休甫是重、黎的后人。程是國名，在陜西省咸陽市。伯是爵位名，公、侯、伯、子、男中的伯爵。他本人的名字是休甫。根據(jù)《索隱》引《左傳》的考證，休甫是黎氏之后，只是重、黎中的一支。但是重不出場就好像沒有力量似的，所以加上重給自己貼貼金，這可能是古代的一種修辭手法。這個家族的焦點逐漸清晰，關鍵人物是程伯休甫。這真是一個變來變去的大時代，容易引起人的身世之感。
一直到了周宣王時，家族中有人犯了錯誤，權位被取消，成為司馬氏。周宣王的時代很確切了，就是《大雅·抑》的時代，完完全全靠得住。司馬氏不知道是怎樣的官，非�？赡芨�馬有關，《周禮》以大司馬為夏官之長，所以也可能是軍事上的職務。重、黎“世序天地”，管的是當時最高的層次，到了司馬氏地位降低了。用印度的種姓來比喻，就是從婆羅門變成了剎帝利。“司馬氏世典周史”，古時候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漢書·藝文志》）。以后綜合《尚書》和《春秋》之長，就形成了《史記》。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周惠王（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2年在位）、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9年在位）的時候，國家接連發(fā)生了好幾場動亂。司馬氏離開周到了晉，這個貴族世家一代代處于衰落之中。起先貴為大臣，然后官做得漸漸小了。后來連中央也待不住，就到地方上去了。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晉文公的時候設立了上、中、下三軍，隨會后來成為中軍的主將。當時主政的人是趙盾，晉襄公死了，他派人去秦國迎接當人質的公子雍繼位，公子雍是晉襄公之弟。然而在隊伍出發(fā)后，趙盾又改變了主意，擁立了公子夷皋，公子夷皋是晉襄公之子。秦國用軍隊護送公子雍，趙盾發(fā)兵阻攔。隨會本來是派去迎接的使者，在混亂中逃往了秦國。發(fā)生了這場意外，隨會后來又經(jīng)過魏回到了晉，但是一同去的司馬氏卻回不來了。
隨會奔秦是不可預料的事件，這件事改變了司馬氏家族的軌跡。主將投靠了敵國，他身邊的司馬氏也沒有辦法。他們內心不一定想叛晉，但是回來難免還要經(jīng)歷審查之類，所以索性不回來了。司馬氏進入少梁，少梁屬秦國，在陜西韓城縣。古代這里是梁國，秦滅后改名少梁，后來再改名為夏陽。這就是司馬遷一族本支的流動，從幾代人來看就是變來變去的。好像從來都不動的，后來就動了。三十年，五十年，三百年，如果時間放長，變化大得不得了，歷史的因果真是難說的很。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wèi)，或在趙，或在秦。

司馬氏在晉的這一支，經(jīng)過這場變亂，走的走了，留下的人有通外的嫌疑，日子大概也不會太好過。于是也就分散開了，有些去了衛(wèi)國，有些去了趙國，有些去了秦國。這就是大時代中一個家族的命運，一群人分分合合，各奔前程。在司馬遷的大手筆之下，線索一點也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