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對作家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緣起與創(chuàng)作過程的研究雖然符合從孟夫子到魯迅論文要“知人論世”的主張，雖然有助于正確地如實地了解作家意圖，卻也有兩個難處。第一，往往缺少過硬的與足夠的材料，特別是古代詩人作家的寫作情況，留下的記錄常常是一鱗半爪，真?zhèn)位旌�。因此，許多見解中，推測、估計、論者一廂情愿的想象的成分有可能大于科學的、合乎邏輯要求的論斷的成分。如《錦瑟》乃政治詩說，根據(jù)是李商隱一生政治上坎坷失意，卻并沒有他寫此詩抒發(fā)政治上的不平之氣的有力佐證。再如令狐丫環(huán)說，究竟今天誰能論證清令狐家里有還是無這樣一個丫環(huán)呢？即使確有這樣一個丫環(huán)，又怎樣論證《錦瑟》一定是為她而寫的呢？即使令狐家絕無此婢，又怎樣論證李商隱畢生不可能遇到過一個名“錦瑟”的女子，引起他愛情上的悵然惘然之情呢？或謂“若說是一時遇合，則起二句絕不能如此摯重”（見《李商隱詩集疏注》第二頁），這話當然深有其理，但作詩不是有由此及彼的“興”法嗎？從一個無緣相愛相處而又給自己以美好印象的女子身上，聯(lián)想起自己的愛情生活愛情苦悶，聯(lián)想起自己一生愛情上事業(yè)上政治上的不如意，這又為何不可想象呢？這里，不論是全然的肯定判斷或否定判斷，似乎前提都還不究分。紛紜聚訟的結果肯定是莫衷一是。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復生，陳述講明自己的寫作緣起和過程，又如何呢？即使我們的論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內(nèi)孤本”、“獨得之秘”以至能相當詳盡準確地復述作家的寫作狀況，這些材料與論斷的傳記學史學意義仍然會大于它們的文學意義。大多數(shù)讀者，并不認為不考證清作家的寫作過程就不能賞析作品。我們或許可以埋怨讀者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但仍不妨分析一下不求甚解之解的存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