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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一書是探討國家與教育關系的專著。論文以法學的視角，從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層面全面論述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權的關系。認為三個層面應該做到立法中法律保留的明晰、府學關系的法治化與尊重學術自由下的有為的司法審查，這才是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權應有的關系。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我們對教育最為熟知的兩句口號。可是，當今的教育問題太多、太深。宣傳歸宣傳，認識才是最重要的。其中，政策和法律規(guī)范應具有的理性是認識層面的內(nèi)核。
　　教育活動的出現(xiàn)可以說自人類出現(xiàn)以來就存在，并且相伴始終。在原始社會，男人負責漁獵，女人負責家務和教育。這種教育適應了當時社會發(fā)展的要求。隨著生產(chǎn)的社會化和國家的出現(xiàn)，教育獲得了巨大的發(fā)展。但教育和國家的關系卻難以理清，難以做到各安其守。從焚書坑儒的哀鴻遍野，到獨尊儒術、八股取士的只取一家、一科所致的萬馬齊喑，我們領略了國家這頭利維坦對教育的破壞。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約瑟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fā)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yè)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fā)生？”以及后來人們延伸的“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等問題。答案林林總總，至少中國千年以來，在處理教育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國家實在難辭其咎。盡管如此，國家或政府仍然是“必要的惡”。于是乎，問題似乎應該轉(zhuǎn)變?yōu)椋喝绾螌⑦@種國家或政府之“惡”降至最低？
　　盧梭在其名著《愛彌兒》中說：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nèi)藶榇騺y這個次序，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將造就些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tài)龍鐘的兒童。這是盧梭在強調(diào)教育要尊重兒童成長的規(guī)律。而處理國家與教育的關系的基礎是尊重教育的規(guī)律。教育的規(guī)律應參照教育對象的適性發(fā)展，所謂“因性成德”是也。實際上，在國家與教育的關系上，除了存在國家與教育對象、教育工作者、家庭等個體之外，尚有國家與學校、團體等組織之間的關系。其間，以國家、學校和學校成員三者之間的關系為核心。這些關系的正�；枰吒靼财湮�、各盡其分，如若德不配位（權力、權利過于擴張），則亢龍有悔矣。
　　文峰《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一書便是探討國家與教育關系的專著。論文以法學的視角，從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層面全面論述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權的關系。認為三個層面應該做到立法中法律保留的明晰、府學關系的法治化與尊重學術自由下的有為的司法審查，這才是我國公立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國家監(jiān)督權應有的關系。論著資料豐富，內(nèi)容翔實，貼近我國實際，觀點鮮明，富有創(chuàng)見。當然，文中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如有些論述尚需深入，資料的范圍有待擴展。但這并不影響本書的理論價值和實務運用，尤其是在目前高校祛除行政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治校的背景下，此書的出版應該更加彰顯其價值。
　　文峰是姜明安老師與我一起指導的博士生。他雖然在碩士階段才起步研習法學，但卻持之以恒，并且學有所獲。本書是他在過去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聽聞此書的出版，我欣然為序，并期待他的下一部佳作問世。

　二、高校事項法律保留的范圍
　　大學自治與國家立法權間，應該是憲法層次的分權關系，不是法律層次的授權關系。申言之，大學自治既然是為學術自由與學習自由而存在的制度性權利，大學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就應該是類似于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大學不必然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可以類比的是，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在法律沒有事先授權的情形下訂立自治法規(guī)，規(guī)范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此時，地方自治法規(guī)相當于法律保留原則的“法律”，而不必以國家（中央）的法律為依據(jù)或媒介。
　　將高校事項納入法律保留的范圍，與一般的社會生活不同的是，它必須尊重大學自治的核心內(nèi)容，這一點與地方自治面對法律保留的情況類似。如果無視或忽略，都會導致大學自治的內(nèi)涵被徹底架空，大學自治從此名存實亡。對于地方自治，臺灣“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50號理由書認為：“所謂核心領域之侵害，指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之本質(zhì)內(nèi)容，致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虛有化．”
　　從地方自治核心領域的界定來看，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裁判中曾提出兩個判斷標準：一是扣除法，即若將某一事項從地方自治團體肩負之任務中扣除，則地方自治將完全被掏空，那么該事項即屬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二是歷史法，即某一事務能否歸屬地方自治之核心領域，應視其在歷史上的發(fā)展以及呈現(xiàn)的形式加以確定。不過，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提出的這兩種判斷標準，受到’學者批評。因為扣除法純粹只是在地方自治團體肩負之任務數(shù)量上大作文章；而歷史法將使地方自治團體所肩負之新興事務（例如環(huán)保事務），因為缺乏歷史意義而被排除于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之外。
　　憲法保障的自治領域，如大學自治和地方自治，縱然不免于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但也應局限于非自治事務的細致部分，而應對自治目標與自治事項的主要部分作綱要性或概括性的規(guī)定。如果不給自治權留下空間，自治就會名存實亡。
　　討論大學自治的核心問題，讓我們的思路又返回到大學自治內(nèi)涵的討論。其實，在前面的內(nèi)容中已經(jīng)提及幾個主要國家的大學自治，它們共通的是，大學自治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人事權，財政權，組織權，招生權，科研自主權，課程自主和學業(yè)、學術評量權（學位授予和教師職稱評定），學校規(guī)則制定權，校園秩序管理權等。臺灣學者認為，大學屬于自治行政的一種，而自治行政是指“特定公法組織體，于國家賦予之法定權限內(nèi)，透過特定利害關系人之參與，自行負責，以處理與該組織體相關之公法事務�！弊灾涡姓膬�(nèi)涵中有要素：法律形式要素、參與要素、自行負責和固有事項四個要素。固有事項是自治主體自行負責的核心領域。固有事項的性質(zhì)和范圍依據(jù)自治行政主體的性質(zhì)而有所不同，但是固有事項都與自治主體和特定利害關系人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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