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認識登翰，就覺得他氣質上和我不同。他的詩和他的人一樣溫文爾雅，不像我受了當年蘇聯紅極一時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以率性吶喊自得。他還在大學一二年級時，就置身于北大才子集中的《紅樓》，和康式昭、謝冕、林昭、張炯、江楓以及《紅樓》的主要作者群張元勳、沈澤宜、任彥芳、溫小鈺、汪淅成等一起，那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寶塔尖。不過1958年寒假期間，謝冕把我、孫玉石、殷晉培、洪子誠和登翰拉到一起寫《新詩發(fā)展概況》，在《詩刊》上連載。雖然沒有載完形勢就發(fā)生了變化，以至于不了了之，但是在討論他的稿件時，我就感到他頗有文采，“筆鋒常帶感情”。以他的才情，畢業(yè)后留在北大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似乎并不在意令人羨慕的學者的前程。他選擇回到故鄉(xiāng)福建的目的是更好地照顧家庭并更多地接近生活，把生命奉獻給文學創(chuàng)作。回到故鄉(xiāng)以后，意想不到的挫折、貶人山區(qū)的坎坷并沒有把他壓倒。很快，他的組詩《藍色而透明的土地》《耕山抒情》引得福建文壇刮目相看，他對自己才能的自信最終被實踐所證明。讀到郭風對他贊揚的文字時，我正在華僑大學那個“左”得荒謬的地方挨整，平均每兩個星期被領導“刮胡子”（挨批）一次。我不僅喪失了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的興趣，而且喪失了人生的自信。十多年來，除了讀書，我?guī)缀鯖]有什么樂趣。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放棄了文學閱讀，專門鉆研哲學、歷史，包括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研究，越是難啃的哲學經典，越是能夠讓我忘卻現實的痛苦。當時只是懷著一種“改造世界觀”的虔誠，根本沒有做學問的念頭。待到改革開放，“朦朧詩”大論戰(zhàn)把我推向第一線的時候，我和登翰又會師了。對于舒婷，他接觸得比我早，想得也比我多，在我寫出那篇引起“左派”憤懣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之前，我們有過多次交談。他的許多話給我很大的啟發(fā)。其中最警策的是：舒婷他們這一代寫詩和我們不同，他們是無所諱忌地貼近自己，而我們則是千方百計地回避自己。這句話的概括力很強，我的一些朦朧的感覺被調動起來。他的話和他的個性一樣溫和，不帶進攻性。而我生性粗率，又加上多年研究黑格爾而帶給自己的刻骨銘心的影響，我養(yǎng)成了在樹立對立面中立論的習慣，率性罵人，口無遮攔，難免言辭尖刻。在《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中，就更加鋒芒畢露，他所說的貼近自我就變成了“自我表現”，而且把當時視作神圣經典的“抒人民之情”當成對立面。感覺不過癮，還加上了幾個“不屑于”表現英勇勞動、忘我斗爭、“不屑于”充當精神的號角。這就惹惱了全國從上到下一系列的正統(tǒng)派，使我在三四年左右的時間內陷入了被圍困的境地。我曾經想過，同樣的意思，讓他來寫，可能就要委婉得多、周密得多。當然，歷史不容假設，況且他和我的文風各有高下和短長。

　　20世紀90年代初期，文壇和詩壇都令我失望。謝冕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新詩正離我們遠去》，我當時的想法是，與其“你”遠去，還不如我遠去。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我把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幽默學和散文。等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重歸學術界，發(fā)現登翰早已離開了詩歌創(chuàng)作和研究，轉向臺灣和港澳文學，而且成了權威，主持完成了《臺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澳門文學概觀》，之后又進入了世界華文文學理論的探索領域。此前，臺港文學研究尚在草創(chuàng)，雖然每兩年有一次全國性學會的年會，但是，就我的涉獵來看，基本上還是以介紹為主，以作家論、作品論，甚至賞析為主，對于當代文學評論表現出某種幼稚的依附性。由于缺乏藝術感覺和真正獨立的思想，對臺港文學作品一概甜言蜜語成為風氣，令界外人士不屑。登翰就親口轉述過一位上海某刊物主編相當刻薄的評價：“弱智”。當然，真正有分量的研究還是有的，只是比較罕見。登翰以他的辯證法功底和創(chuàng)作經驗與這些論者相比，當屬鳳毛麟角。我曾經在香港一家報紙的專欄上說出這個印象，不想引起了朋友潘亞暾先生的憤怒，被為文反譏扣了“宗派主義”的帽子。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首往事，如普希金所言，那逝去了的一切，都變成親切的懷戀。

　　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眼跨過了20世紀。臺灣文學研究已經變成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或稱“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我偶然參與其年會，不禁驚訝其規(guī)模之大和水準之高，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以往那種從現象到現象的感性介紹、甜言蜜語的賞析，雖不能說蕩然無存，但是已經退居邊緣。二三十年的時光沒有白過，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已經走過了草創(chuàng)時期，學科建構的定位似乎有了比較普遍的自覺。我的涉獵不廣，僅僅從登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從材料的梳理到學科基本范疇的建構，留下了堅實的足跡。在擺脫了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評論的學科依附性之后，提出了本學科獨立的范疇和詮釋的架構。這顯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每一個概念都需要原創(chuàng)命名，并在內涵上嚴密闡釋。登翰為此做出了許多努力。我從他剛剛出版的文集《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中，看到了這種學理性的追求。對于一些基本概念，從命名、范疇到內涵，都企圖建立一個屬于華文文學自己的理論框架和詮釋體系，諸如“華人”的概念和身份變化，“語種的華文文學”和“文化的華文文學”“族性的華文文學”“個人化的華文文學”概念、內涵的共通和差異，華人為何“文學”和文學如何“華人”的提問，雙重經驗的跨域書寫，等等，無不顯示出深化論題和深入辨析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范疇的形成還得力于內部和外部譜系的展開：“一體化和多中心”，華人的世界性生存經驗與文學書寫的關系，海外華文文學與母國文學的“相似性”和“轉移性”等，在內在的深層和外部廣闊的聯系中，提出“華人文化詩學”的概念，以此基本范疇為核心，走向系統(tǒng)觀念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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