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國家理論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這不僅由于它們在歷史發(fā)展中從神學轉移到國家理論，比如，全能的上帝變成了全能的立法者，而且也是因為它們的系統(tǒng)結構，若對這些概念進行社會學考察，就必須對這種結構有所認識。法理學中的非常狀態(tài)類似于神學中的奇跡。只有在意識到這種類似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辨清上個世紀國家哲學理論的發(fā)展 軌跡。
　　現(xiàn)代的法治國家觀與自然神論一起獲得勝利，自然神論（Deisums）乃一種從世界上取消了奇跡的神學和形而上學。這種神學與形而上學不但反對通過直接干預所造成的非常狀態(tài)而打破自然律（Naturgesetze）（比如在奇跡觀念中），而且也反對主權者對有效法律秩序的直接干預。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拒斥任何形式的非常狀態(tài)。借助于來自一神論神學的類比，那些反對革命的保守的一神論思想家則試圖從意識形態(tài)上支持君主的人格化 主權。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談論這種基本的系統(tǒng)化和方法論類比的重要性。 對這種語境中奇跡概念的含義，我們不得不留待以后詳加闡述。這里的相關問題只是，這種類比關系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法理學概念的社會學。至于這種類比在政治學上的運用，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那些反對革命的天主教哲學家，比如波納德（Bonald）、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柯特（Donoso Cortés）。在他們身上，我們直接看到一種理論上明晰而系統(tǒng)的類比，而不僅僅是玩弄那些神秘的、自然哲學的，甚或浪漫主義的概念，當此類概念與國家和社會結合起來，就像與其他任何東西結合時一樣，會產生出形形色色的象征和圖景。
　　萊布尼茲最明確地在哲學上表現(xiàn)了這種類比。在強調法學與神學的系統(tǒng)關系時，他反對拿法學與機器或數學相比：“我們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分類模式從神學搬到法學中，因為這兩個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彼鼈兌季哂须p重法則，即理性（所以既有自然神學，也有自然法學）和經典，后者指的是那種包含實在啟示和教導的著作。
　　門策爾（Adolf Menzel）曾經在一部論著中指出，當代社會學承擔了那些在 17、18 世紀由自然法發(fā)揮的功能，即要求公正并闡明某些哲學—歷史構想或理想。他似乎相信，社會學低于法學，因為在他看來，法學已經成為一門實證科學。他試圖證明，此前的所有社會學體系均以使“政治傾向變得似乎具有科學性”而告終。但是，只要人們認真研究一下實證法學的公法文獻中那些基本概念和證明，就會看到國家的干預無處不在。有時它像解圍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樣發(fā)揮作用，當獨立的法理認識活動無法對一種爭端提出令人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時，它便根據實定法規(guī)來判定這種爭端；有時它則以慈悲寬容的上帝的面目出現(xiàn)，并借寬恕和赦罪來證明它超越了自己的律法。這里始終存在著同一種難以說清的身份：立法者、執(zhí)法力量、警察、赦罪者和福利機構。所以，如果認真審視當代法理學的全貌，就會發(fā)現(xiàn)這似乎是一場表現(xiàn)間諜活動的戲劇，在這場戲中，盡管國家裝扮成各種角色，但卻始終是同一個隱身人。我們在任何講述公法的著作中均能看到的那個詞，即現(xiàn)代立法者的“全能”并不僅僅是在術語上來自神學。
　　許多神學痕跡也出現(xiàn)于具體的論證中，當然大多具有論戰(zhàn)意圖。在這個實定主義時代，人們很容易指責自己的思想論敵沉湎于神學或形而上學，并以此來譴責他們。如果這種指責不純粹是為了污蔑，那么至少應當提出下面這個問題，即這種神學和形而上學的偏頗源自何處。我們不得不考察，是否能從歷史的角度把它們解釋成君主政體中公法的殘余，后者把一神論的上帝認同于國王，或者是否它們受到系統(tǒng)化或方法論必然性的支持。我愿意承認，由于某些法學家無力從學理上把握那些對立的論證或反駁意見，他們就借助于走不通的精神捷徑把國家引入自己的著作中，就像某些形而上學家濫用上帝的名字一樣。但是，這并不能解決實質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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