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準備開工
　　這本書最初發(fā)想的地點，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所。一天，《哈潑》雜志的編輯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 帶我到一家法式鄉(xiāng)村風餐廳，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頓午餐就要價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我對 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fā)表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可以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譬如說，那些缺乏專業(yè)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尤其是幾近400萬名的女性，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6或7美元的薪資生存下去？接著，我就說了一句后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后悔的話：“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diào)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蔽抑傅氖悄承┍任夷贻p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時間做這些工作的新進記者。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這是他下定決心時的樣子。過了長長的幾秒后，他吐出三個字：“你來做�！�
　　上一次有人勸誘我舍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已經(jīng)是70年代的事了。當時有數(shù)十名（也許數(shù)百名）60 年代的激進分子開始進入工廠，想讓自己“無產(chǎn)階級化”，并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也同情這些激進分子試圖加以“提升”的對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在許多時候，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xiàn)在的寫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過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她必須一面工作，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薪水奴隸的絕望感”對抗。我和已結婚 17年的先生墜入情網(wǎng)時，他還是一名時薪4.50美元的倉庫工人。 當他最后終于逃離那里，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氣。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lián)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fā)聲，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們有許多話想說，但愿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慮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員還于事無補地不斷以各種方式提醒我，其實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研究工作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計劃。例如我可以改用新進人員的標準來發(fā)給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錢和一些生活費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個月后把這些數(shù)字加總起來就得了。若以我們鎮(zhèn)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時薪的薪水，租一間月租大約 400 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總出來的薪水和支出也許可以勉強平衡。但若我們談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單親媽媽，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協(xié)助，如食物券、醫(yī)療補助、住房和兒童照護津貼等的情況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門到外頭去體會就已經(jīng)知道了。全美游民聯(lián)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這項計劃進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內(nèi)的平均數(shù)來計算，一個人需 要賺到8.89美元的時薪，才能租得起一間附一個臥房的公 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則估計，在符合福利政策補助資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 1 人能取得這種工作，賺得“讓人活得下去的薪資”。 我干嗎還費事去證實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呢？等到我再也無法逃避這項逐漸逼近的工作時，我開始感覺自己有點像 以前認識的一名老人，他會用計算器算好賬本上的收支結果，然后再回頭用筆把每一筆賬目的數(shù)字算一遍，只為了確認先前的結果沒錯。
　　到頭來，克服我內(nèi)心猶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 名科學家，而事實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而且并不是靠著坐在書桌前搬弄一些數(shù)字得來的。在這個領域里，你是可以天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還是必須實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發(fā)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連最平凡的小地方都會冒出驚喜。也許，等我真正著手進行這項計劃，就會在低薪勞工的世界里發(fā)現(xiàn)某些隱藏的經(jīng)濟原則。畢竟，如果像以華盛頓為總部的經(jīng)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樣，有30%的勞動人口都靠著8美元或更少的時薪掙扎度日，那么他們大概找到了某些我還不 曉得的秘訣，使他們能夠存活下來�；蛟S，我甚至還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們信誓旦旦講的一樣，在自己身上發(fā)掘到所謂“走出家庭所帶來的振奮心理效應”。又或者在另一方面，會有出乎意料的代價等著我去付（身體上、財務上和情感上的），推翻這一切事先的算計。無論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臟手，走出去實際做。
　　秉持著科學精神，我首先決定出一些原則和參數(shù)。很顯然地，第一項原則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任何單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時工作經(jīng)驗就會的工作都不能選（但這么說的意思可不是征求專欄作家的廣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項原則是，我必須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確實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擺出馬克思主義者的架勢大罵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廁所里讀書。第三項原則是，我必須在安全性和隱私性尚可的前提下，盡可能找到最低等級的住宿環(huán)境。雖然我對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來也證明，我的標準隨著時間過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堅持這些原則，但隨著計劃實際進行，我會在某些時刻稍微做調(diào)整，或甚至把它們丟在一邊。例如在 1998 年春末，當我剛開始在佛羅里達州的西嶼（Key West）進行這項計劃時，我曾跟面試者說，我能用正確的法文或德文跟歐洲客人講“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員的工作，但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這項計劃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違背另一條原則，因為我沒去做當時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讀者來判斷。而計劃進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氣，放膽痛斥雇主一頓（雖然是私下地，也從來沒被管理階層聽到）。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怎么向未來的雇主推銷自己，特別是該怎么解釋我為何這么缺乏相關工作經(jīng)驗。誠實是最好的策略，講實話但保留一些細節(jié)不談，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試者說自己是一名離婚婦女，在當了許多年家庭主婦之后決定重回職場。這些話確實并非謊言。有時候（雖然不是每次）我會摻進一點清潔婦的工作經(jīng)驗。我住在西嶼的時候，經(jīng)常會在晚餐后幫我室友做一點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請室友幫我寫介紹信，作為面試時的履歷文件。此外，一般應征表格也會要求填寫教育程度，在這點上，我想博士學位不會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讓雇主懷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問題才淪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為只念了三年大學，但列出我真正讀過的母校名稱。結果，沒人對我的背景有疑問，而在幾十個雇主中，只有一個費事去確認我的介紹信。有一次，一個特別愛聊天的面試者問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寫作�！倍�她似乎完全不覺得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試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識丁也能做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