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潔以旺神
　　——序《桃花流水杳然去》
　　張輝誠
　　在臺灣，像我這樣三十歲逼近四十，也就是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的人，再往前推十年，往后延十年，整整三十年的時間，都是籠罩在王鼎鈞的散文中成長的。他的哲理、生活、機智、幽默小品及懷鄉(xiāng)散文、寫作指導之書，幾乎席卷臺灣書市。社會大眾爭相傳閱，學校學生人手一冊，蔚為風潮，堪稱傳奇。
　　當年我就讀中學，初次讀到王鼎鈞《開放的人生》，即受感動，那里頭有一種特殊的文氣，并且多年以來不曾稍變，一路貫穿至今日。這股文氣是什么呢？從王鼎鈞近幾年扛鼎四巨作回憶錄來看，最后一冊《文學江湖》曾提到過去他在臺灣擔任廣播編撰時，“一向注意長句之害”。對照書中《天使何曾走過》最后一段：“我們向往簡潔的語言，倘若可能，加上雋永，倘再可能，再加上機智。至少要保持簡潔，文化修養(yǎng)的表現(xiàn)在乎簡潔，思路清晰的表現(xiàn)在乎簡潔，語言簡
　　潔的人敬愛公眾，也得到公眾敬愛�！痹儆^諸王氏其他作品，就能發(fā)現(xiàn)他特別愛用短句——名詞之前多不加臃腫的形容詞，不去描述過多無謂的細節(jié)、不讓西化的子句出現(xiàn)在句子當中——他用短句讓文章節(jié)奏顯得輕快如歌、面目變得清爽如少年；他又喜歡在行文布局時博采例證，例證得到短句相助，立即暢然明快，條理分明。他用匕首一般的短句，切情講理、析事論道，像庖丁解牛一般，以無厚入有間，事事物物砉然得解。
　　他以此寫小品固然精悍，寫起長篇大文竟也輕快如馭駿馬長征，絲毫無累贅之感，揮灑長篇一如點染小品輕松，不可謂不奇。之所以如此，其源皆出于王氏的美學考慮——簡潔。從短句出發(fā)，進而遣字、敘述、議論一并追求之。此等簡潔風格，王氏甚至認為還能反映作家思路清晰與否、文化修養(yǎng)良莠……換言之，化繁為簡，正是王氏寫作最首要的考慮。
　　然而讀者不免追問：王氏所指的“繁”究竟是什么？此書恰好可讓讀者略窺一斑。其一， 一生顛沛流離的遭遇。王氏歷經(jīng)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陸時期的戰(zhàn)亂、一九四九年至臺灣時期的辛苦求生與文學生涯的開展、一九七八年之后移居美國時期的生活甘苦。前兩者大多已經(jīng)在回憶四部曲寫完，但有時文章為了某些觀點不得不再重述一次，或者四書之中遺漏而加以補述，又或者針對成書之后的訪問、感想而加以補充。而寫移居美國的生活甘苦，就很能體會到王氏的用心，雖說移居美國，體驗到了東西不同文化的生活差異，但是王氏著墨更多的卻是移民生活的艱困，如種族歧視、亞裔教養(yǎng)、資本主義社會樣貌等，還有他對資本與商業(yè)社會的偏差觀念頗多批評，對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傳統(tǒng)倫理觀念、做法亦頗多堅持，還有對東西文化之優(yōu)劣長短所做客觀而溫和的評斷。這些，都很能察見王氏關懷所在。
　　其二，對現(xiàn)實社會的種種觀想。此書著實可見王氏讀書之廣博，掌故隨手拈來，故事層出不窮。同時也很可見王氏重視時代變化、重視自身與時代之關聯(lián)（試想，當今社會哪個人到了七十三歲，還去報名學計算機，用計算機寫文章？王鼎鈞就是這種人），對時事、時聞格外關注，不斷調(diào)整自己的心態(tài)與生活去適應新時代。王氏在此書表達了許多他對現(xiàn)實事件的看法（從同性戀、殺人事件、受刑人、一胎化、藝術表演、書評、中文教材等等），這些看法大多入情入理，既不故作高調(diào)，亦不落俗套。他對現(xiàn)實之于個人的、群體的、異邦的、故土的處境尤表關心，如對傳統(tǒng)教養(yǎng)、倫理觀念、兩岸關系、臺灣現(xiàn)況、大陸問題表達他的憂慮與期許。正所謂人在異邦，心系故土。
　　其三，關于文學與信仰。這是此書筆墨最多、分量最重的部分。關于文學部分，王氏言簡意賅地分析了文學與政治、色情與道德的關系，說理井然，論述清晰，并且佐以實例，理事相濟，情理相發(fā)，不會讓人覺得好像大發(fā)空論。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他自言“與文學是結發(fā)之妻”，是“亂世夫妻”，今生今世不會和文學離婚，也不會始亂終棄，對照王氏數(shù)十年來堅持不懈的寫作態(tài)度與成就，真是言之無愧、當之亦無愧。王氏即用此等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去信教，王氏受洗為基督徒，但他并不偏執(zhí)、亦不瘋迷，他信主宗經(jīng)之余，也坦然打開心胸去理解其他宗教、接觸其他經(jīng)典，他用宗教的情懷與眼光省識了人間的不幸、災難與人禍，也用宗教家的胸襟去探討人的狹窄、仇恨與迷惘。王氏之可愛，在于他沒有動不動就引《圣經(jīng)》，動不動就呼主之名，動不動就稱神跡，他信教是深刻思維判斷之后所得的結果，因深刻思索而成就深刻信念，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人信己信。正因為如此，他的信仰就很有自己風格。宗教、經(jīng)典、信仰皆為我用，他可以大膽地將《圣經(jīng)》化繁為簡地描述為“創(chuàng)造、犯罪、替死、懺悔、救贖”大經(jīng)大法，也能討論其他宗教及經(jīng)典的得失優(yōu)劣，當然也就能將信仰化為文學，讓信仰與文學并行不悖，相輔相成。這在當代作家，如此投入信仰還能保有自我原來面貌的，實屬罕見。
　　這些頭緒繁亂的事件，王氏皆化繁為簡，分篇論之。若此處總而“簡潔”說之，即是王氏以慈悲心，重鑄漂泊史；以寬容心，正視現(xiàn)實，通權達變卻不隨波逐流（如尊重中國傳統(tǒng)卻不墨守成規(guī)）；以堅定心，面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基督信仰。
　　然而此書真正動人之處，恐怕尚不在于簡潔之風而已，或是隨時閃現(xiàn)的雋永妙趣，而是一個寫了六七十年的老輩作家，用他的人生風浪，以及風浪中得來的睿智與洞見，加上他的豁達、機智、幽默、謙虛與正直，親身示范了何謂勤勉，何謂毅力，何謂老而彌堅，何謂與時俱進，還有何謂對文學深切的熱愛。這些都讓讀者感覺——三十多年前寫下“人生三書”的王鼎鈞，其實一直都年輕，仍舊精神奕奕、虎虎生風，振筆可以引風，作文足以生雷。正謂桃花流水依舊在，人老神旺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