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標志著巨大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的開始，加之在新中國成立后國際國內(nèi)政治形勢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學的發(fā)生語境是極其復雜的，甚至可以用波詭云譎來形容，這從一個重要的方面可以解釋作品發(fā)表以后被反復修改的“無定稿現(xiàn)象”�；�于相似的原因與意識形態(tài)普及的需要，“十七年”文學作品不僅被反復修改，而且被反復“改編”——以戲劇、電影、電視、戲曲、曲藝、連環(huán)畫、插圖等不同的藝術形式對原作不斷地“重述”。而長篇小說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著豐富的社會信息，與語境有更復雜的關聯(lián)；且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周期長，過程艱難，定型化程度高；就形態(tài)學特征而言，長篇小說具有更大的敞開性、未完結性。因此，長篇小說也具有更大的修改、改編的可能與必要。事實的確如此，“十七年”的長篇小說的修改、改編不僅十分普遍、規(guī)模巨大，而且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期，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文藝現(xiàn)象。
　　基于上述原因，在2007年我以“經(jīng)典與經(jīng)典的‘重述’——‘十七年’經(jīng)典長篇小說的修改、續(xù)寫、改編及其歷史闡釋”為題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并得到資助，奎林是此課題組的主要成員。在設計課題時，我的主要想法是以“重述”作為切入點，將二度、三度創(chuàng)作與初文本相比照，以文獻為基礎進行文本闡釋和歷史闡釋。考慮到可行性，我選擇了有代表性的12部長篇小說，而“重述”形式也主要考慮的是影視改編。
　　這種將文獻考校、文本闡釋與歷史闡釋結合起來的思路顯然非常吻合奎林的學術興趣，他不僅承擔了課題中的部分內(nèi)容，而且將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方向。經(jīng)過幾年的辛苦努力，他順利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以《“故事”的多重講述與文藝化大眾——“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學現(xiàn)象研究》為題提交答辯，論文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這部書稿就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集中、精煉、提高的成果。
　　盡管全書是承續(xù)上文提到的那一課題而來，但目前的這一書稿比最初的設計是有所突破的，放到“十七年”文學研究序列中是有創(chuàng)新性的。依我之意有下列幾點。
　　第一，標題中的“文藝化大眾”是這部書稿的一個關鍵詞，盡管書稿中直接涉及它的文字并不多，作者也未對它作詳細的知識考古與辯白，但它卻標指出作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和基本的邏輯判斷，即一個“故事”之所以被反復講述，是因為創(chuàng)作者遵從意識形態(tài)的導引，通過“通俗化”的改寫、改編完成對大眾的“訓化”。“重述”現(xiàn)象之所以頻繁地發(fā)生，它不是偶然地、單一權力作用的結果，而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作者與讀者共同“合謀”完成的一場文學盛宴。這一思路比單一的稱贊或指責都更加接近實際。
　　第二，“文本發(fā)生學現(xiàn)象”研究顯然就是對文藝如何“化大眾”的路徑與方法進行具體的研究。作者將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版本修改、藝術改編及傳播推廣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叉場域進行知識考古和社會歷史分析，研究版本修改與藝術改編發(fā)生的歷史動因及其與革命倫理變革的復雜博弈關系。這一研究思路是頗為新穎的，也顯示了作者求真務實的學風。
　　第三，在資料的搜集、梳理方面下了大功夫，尤其是在曲藝、戲曲、連環(huán)畫的改編方面用力甚勤，搜羅到了豐富的資料，對于“化大眾”的研究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撐，顯示了作者扎實的資料爬梳與分析能力。與目前學界涉及此論題時多以電影、電視劇為支撐材料相比，又不能不說是一個有分量的突破。
　　文本發(fā)生學研究是一個復雜的論域，既涉及歷史的復雜性也涉及理論的復雜性；文體與文類之間的轉換可做歷史研究，又不能不涉及理論與美學問題。對于一個嶄露頭角的年輕學人來說，進入如此復雜的學術領域是難免出現(xiàn)粗疏、遺漏和偏誤的。希望奎林在日益精進的同時，也祈望同行師友示誤指瑕！
　　是為序。
　　2013年10月1日